新电影传记辞典
❶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哪些代表作
1、代表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代表作:短篇小说:《九封信的故事》、《普罗哈尔钦先生》、《波尔祖科夫》、《脆弱的心》、《诚实的小偷 》、《圣诞晚会与婚礼》、《别人家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白夜》、《小英雄》、《圣诞晚会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拙劣的笑话》、《农夫马列伊》、《百岁老大娘》、《性格温和的女人》、《荒唐人的梦》;
长篇小说:《白痴》、《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2、人物简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3、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了二十世纪很多作家,包括福克纳、加缪、卡夫卡,日本知名大导演黑泽明等,但是也有人对他不屑一顾,比如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和D·H·劳伦斯。他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汪介之认为:“屠格涅夫以诗意的眼光看待生活,以诗意的笔调展现美好。托尔斯泰具有思想家的灵性,能洞悉社会的全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性的发掘,逼视着人性的阴暗面。他沉郁的风格,与他的经历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
❷ 什么是纪录片它可分为哪几种类型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
可分为时事报道片、历史记录片、传记纪录片、舞台纪录片、专题系列纪录片等。
1、时事报道片
时事报道片又称新闻纪录片,是一种兼具新闻性的纪录片类型。时事报道片除大量报道、记录工农业生活和部队生活之外,对其他的题材也多方涉及,如《齐步前进》、《顾客的烦恼》等。
时事报道片对不同题材的时事新闻进行创造性的、多样化的处理,以报道式、政论式、杂文式、散文式、诗歌式和穿插着相声或近似科学幻想式的式样,陆续出现在影坛上,使纪录电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2、历史记录片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
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电影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等实验性的电影,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
3、传记纪录片
传记纪录反映特定人物生平或某一方面事迹的纪录片。
与着重反映历史事件始末的文献片不同,传记纪录片则侧重记录人物的生平事迹;与故事片的传记片也不相同, 不能由演员扮演,《毛泽东》、《叶剑英》、《诗人杜甫》等属此类影片。传记片还包括某些人物肖像片、速写片如《仙人掌精神》、《赤子心— 怀念廖公》等。
4、舞台纪录片
直接纪录舞台演出的纪录片。其拍摄对象为所有舞台演出,包括传统的戏剧、曲艺、杂技,以及话剧、歌剧、舞蹈、器乐等。这类影片是扩大相应艺术的传播面,加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手段。它必须忠实地纪录各种舞台演出,但允许运用电影的艺术手段进行必要的选择、删节和剪裁。
5、专题系列纪录片
专题类纪录片是指围绕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集中的、深入的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图像和音响素材,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以及作者对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的纪实性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
❸ 好兆头的关于作者
Neil Gaiman 【英】(1960 ~ )
尼尔·盖曼 是近十年来欧美文坛崛起的最耀眼的明星,被视为新一代幻想文学的代表。其创作领域横跨奇幻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儿童小说、漫画以及歌词。他的作品不但部部畅销,而且获奖无数。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称赞他是一个“盛满故事的宝库”。《文学传记辞典》将他列为十大后现代作家之一。 Terry Pratchett【英】(1948~2015)
特里·普拉切特 爵士是当代最着名的幽默奇幻作家,同时也是英语文坛最具影响力的讽刺作家之一,被誉为“笔锋犀利、善于讽刺的托尔金”(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其代表作“碟形世界”系列,深受读者推崇,为他赢得了世界级声誉。
截至2007年2月,普拉切特的作品在全球累计销售达到5000万册。
普拉切特自一九八三年开始创作供成人阅读的“碟形世界” (TheDiscworld)系列,以讽刺、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一个神奇却又真实的幻想世界,截止2014年已经完成四十本,但故事还在继续……该系列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作者本人也因此获得“英国最佳幻想小说奖”,并因其“为文学做出的贡献”于一九九八年在英国女王的生日庆典上被授予英帝国的“四等勋爵士”称号。
2015年3月12日因阿尔茨海默氏症逝世,享年66岁。
❹ 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是什么机构
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类似于诺贝尔,区别在于,诺贝尔以颁奖的形式,而他以出版的形式。所编有《国际传记辞典》、《20世纪2000名杰出知识人物传》、《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名人传》、《世界优秀的名人传记》、《新世纪前500人》《世界知名知识界人士》名录“国际杰出带头人物录”、“世界五千名人”,同时每年对有杰出贡献的人予以颁奖
❺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介绍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加拿大女作家,1874年11月30日生,擅长小说创作。
代表作品为《绿山墙的安妮》,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马克·吐温评价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
中文名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外文名
Lucy·Maud·Montgomery[1]
别名
莫德
国籍
加拿大
民族
加拿大人
人物经历
1874年11月30日,露西·莫德·蒙格玛丽(Lucy Maud Montgomery,1874~1942)出生于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的克利夫顿(现的新伦敦)。两岁时,母亲克拉拉·伍尔纳·麦克内尔·蒙哥马利(Clara, Ann woolner, McNeil Montgomery)死于肺结核,作为商人的父亲休·约翰·蒙哥马利(John Montgomery)不久便再婚并搬离了爱德华王子岛,后定居于加拿大的西部地区,小露西则交由外祖父母抚养。从小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卡文迪许村一所老式的四周都是苹果园的农舍里,参与各种农活的小露西,接受着外祖父母严厉和无情的教育。可幸的是,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最美丽的省份之一,它培育了小露西对大自然的终身热爱,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强烈的诗意表现。自幼喜爱文学的她,九岁时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写的一篇作文获全加作文竞赛三等奖,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1890年,露西被送到萨克其万的亚伯特王子城与父亲、继母一起生活,然而在一年后,她便又返回了外祖父母的家,再度与他们一起生活。1893年,露西在卡文迪许完成了学业后,她仅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便在夏洛特敦威尔斯亲王大学完成了一个预计需要2年才能完成的课程,而且获得了教师职照。在1895年与1896年间,她在新斯科细亚哈利法克斯市的戴尔豪斯大学研习文学。在几个爱德华王子岛上的学校担任教职之后,露西于1898年回到外祖父母位于卡文迪什的家,不过当时她的外祖父已经去世了。1901年与1902年间,她在哈利法克斯的先锋报(Chronicle)与回声报(Echo)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她的两次热恋经历双双不快告终。在1902年,露西为了照顾外祖母,所以再度回到卡文迪许。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下她的第一部着作——《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处女作在遭到五次退稿后,终于在1908年被美国波士顿的佩奇出版社慧眼相中,并一跃成为畅销书,一年中重印六次,第二年英国版也印刷了十五次。1906年,露西秘密地跟不久就要去苏格兰进修的牧师埃文·麦克唐纳(Ewan Macdonald)订婚,在1911年7月5日,也就在她的外祖母去世不久之后,两人结婚。因为麦克唐纳任职于安大略利斯克代尔(Leaskdale,位于欧克斯桥地区内)的圣保罗长老会教堂,所以他们举家迁移到安大略。婚后,他们总共有3个儿子:切斯特·卡麦隆·麦克唐纳(Chester Cameron Macdonald,1912年-1964年)、史都华·麦克唐纳((Ewan) Stuart Macdonald,1915年-1982年)与休·亚历山大(Hugh Alexander,1914年)。最小的儿子休·亚历山大于生产时死亡,这件事可能成为了女作家书中安妮的第一个孩子死亡(《梦中小屋的安妮》)的灵感。她在利斯克代尔的牧师住宅中创作了接下来的11本着作。这栋牧师住宅后来被卖给教会,成为了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博物馆(Lucy Maud Montgomery Leaskdale Manse Museum)。在1926年,蒙哥马利全家搬到了位于安大略荷顿山地区的住所(现蒙哥马利纪念花园,可以从7号公路看到这个花园)。1942年4月24日,露西因冠状动脉血栓症病逝于多伦多,享年68岁。丧礼于长老会的教堂举行,在绿山墙农舍守夜之后,被葬于卡文迪许社区公墓。一年后,她丈夫也在此伴之长眠。
共2张
10岁
墓地
露西的小说处女作《绿山墙的安妮》俘虏了众多女孩子的心,千百万崇拜者的信如雪片般飞到爱德华王子岛的女作家家里,希望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有趣的是,大文豪马克吐温的金贵文字也挤在成堆的信件中,老吐温晚年虚弱凄凉,安妮的故事照亮了他的苦境。他激动快乐地写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在读者的鼓励和支持下,露西认真地一本一本地把安妮的故事写成了系列。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露西,除了负责一切家务事外,还担当起牧师太太的所有“社会工作”,如主日学校、圣诞演出、与各种各样的人谈心……在忙碌操劳的漫长岁月里,她每天还坚持挤出几个小时来阅读与写作,一辈子耕耘成果累累,共创作了二十多种长篇小说,以及许多短篇小说、诗歌、自传,还有十卷尚未出齐的私人日记。包括没有被出版的作品在内,露西一生的着作总共超过500部,她主要的着作被收藏在安大略的圭尔夫大学。从1980年代开始,她的所有日记逐渐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出版。
个人作品
小说
1908年:《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
1909年:《少女安妮》(Anne of Avonlea)
1910年:《果树园小夜曲》(Kilmeny of the Orchard)
1911年:《说故事的女孩》(The Story Girl)
1913年:《黄金岁月》(The Golden Road)
1915年:《女大学生安妮》(Anne of the Island)
1917年:《梦中小屋的安妮》(Anne's House of Dreams)
1919年:《彩虹幽谷》(Rainbow Valley)
1921年:《壁炉山庄的丽拉》(Rilla of Ingleside)
1923年:《新月的艾米莉》(Emily of New Moon)
1925年:《艾蜜莉的诗样年华》(Emily Climbs)
1926年:《蓝色城堡》(The Blue Castle)
1927年:《艾米莉之恋》(Emily's Quest)
1929年:《玛丽哥尔德的魔术》(Magic for Marigold)
1931年:《纠缠的命运》(A Tangled Web)
1932年:《银色森林的芭特》(Pat of Silver Bush)
1935年:《芭特姑娘》(Mistress Pat)
1936年:《风吹白杨的安妮》(Anne of Windy Poplars)
1937年:《山丘之家的简》(Jane of Lantern Hill)
1939年:《壁炉山庄的安妮》(Anne of Ingleside)
短篇故事集
1912年:《安妮的友情》(Chronicles of Avonlea)
1920年:《安妮的阿冯利记趣》(Further Chronicles of Avonlea)1974年:《永恒的安妮・雪丽》(The Road to Yesterday)
1979年:《医生的恋人》(The Doctor's Sweetheart)
1988年:《安妮!与我同行》(Akin to Anne: Tales of Other Orphans)
1989年:《海滨恋曲》(Along the Shore: Tales by the Sea)
1990年:《Among the Shadows: Tales from the Darker Side》
1991年:《After Many Days: Tales of Time Passed》
1993年:《Against the Odds: Tales of Achievement》
1994年:《At the Altar: Matrimonial Tales》
1995年:《Across the Miles: Tales of Correspondence》
1995年:《安妮的圣诞节》(Christmas with Anne and Other Holiday Stories)
着作非小说
1934年:《Courageous Women》
诗
1887年:《蒙哥马利诗集》(The Poetry of Lucy Maud Montgomery)
1916年:《夜巡警卫》(The Watchman & Other Poems)
自传
1917年:《险峻的道路》(The Alpine Path: The Story of My Career)
1889年~1942年:《蒙哥马利日记选集》(The Selected Journals of L.M. Montgomery)
绿山墙农舍
绿山墙农舍坐落在卡文迪许村,它原是《绿山墙的安妮》的创作背景,现建成博物馆,室内再现了安妮、马修、玛丽拉的房间,仿佛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女作家的墓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墓碑与绿山墙农舍遥遥相望,小说中令人神往的“情人的小径”、“闹鬼的森林”都围绕在墓地周围。入夜,可以听到“闹鬼的森林”的呼啸和“红色的海滨”的涛声。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不少是来验证自己读小说时所留下的深刻印象的。一个作家在逝世后如此受人爱戴,一个作家的故乡能因为他笔下人物、景物的迷人魅力而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这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寻访露西
作者:李文俊(外国文学专家)
一九八七年我写过一篇介绍一位英国女翻译家的文章,并且套用了一篇流行小说的题目,起名为《寻访康斯坦司·加尼特》。其实我也仅仅是在文字材料上追踪,并没有进行实地考察。一九八九年的六月,我倒真的有了一次寻访一位女作家的机会。这次走得还真够远的,一直去到大西洋西北角圣劳伦斯湾的一个海岛上。这一次我要寻访的是加拿大儿童文学作家,《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一书的作者露西·莫德·蒙哥马利(Lucy Maud Montgomery)。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选中蒙哥马利女士作为我考察的对象,很有一点出自打抱不平的动机。我最早知道这位作家的名字,还是得自一九八六年中国某份报纸上的一篇报道。那篇“渥太华来讯”里说:“加拿大青年导演凯文·沙利文将加拿大着名女作家露西·蒙哥马利的名着《绿山墙的安妮》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该剧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播放,收看人数达五百五十万,超过了其它电视片。”报道里还提到:小说《绿山墙的安妮》发表于一九〇八年,写的是一个孤女的故事。马克·吐温读了这部小说后曾说“安妮是继不朽的艾丽丝(指卡罗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小女主人公)之后最令人感动与喜爱的儿童形象。”我记得,看到马克·吐温的这句评语后我曾停下来沉思片刻。马克·吐温死于一九一年,他说这句话当然是在《安妮》一九〇八年出版之后,当时他已垂垂老矣,心情也不好,但是却如此推崇北方邻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女作家的处女作,可见这本书里总是有不同寻常之处。我也曾翻阅过吐温的文艺论文集与自传、传记,未能查出这句话的出处,直到后来读了蒙哥马利的传记,才知道这是吐温写给她的一封信里的话。老吐温的书简与千百封儿童崇拜者的信件一起涌到蒙哥马利在爱德华王子岛村舍二楼的小书房里,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了《安妮》一书的中译本,马爱农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不是在书店的橱窗里,也不是在图书馆的新书架上,而是在一次会议的议事桌上。中国封面设计者笔下安妮的脸出现在一大堆裸露肉体的图像中间。如果有一天我会写自传,大可夸耀生平也曾救过风尘,因为在那次会上我站起来走过去把《安妮》从那堆精神鸦片中捡出来,告诉有关的人这一本绝对不是黄色小说。我看了看《安妮》的版权页,知道这本一九八七年八月出版的书印数为一万九千九百册,而稍后出版的《玫瑰梦》与《情场赌徒》印数分别为十万册与二十二万册。
我也曾注意过一些书评报刊,却从未见到有文章提到《安妮》的中译本,哪怕是一句。中译本像一片雪花落在初冬的泥地上,落下时是无声无息的,落下后马上就消融了。小安妮在中国的遭遇太可怜了。要知道这本书不但在英语国家是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而且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拍摄成无声、有声电影,搬上舞台,又改编成音乐喜剧。难道只有等同名电视剧在中国荧屏上连续播出①,人们才会知道安妮·雪莉这个名字吗?我一直为安妮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不平,正因如此,在一次加方资助的学术考察活动中,我报了去蒙哥马利故乡参观并写介绍文章的计划。不久之后,加方同意了我的计划,我又一次踏上了分别三年的土地。
也许我应该先用些笔墨介绍这位女作家的生平。为了给我的考察活动作些准备,我动身之前仔细阅读了莫利·吉伦(MollieGillen)所着的蒙哥马利的传记《事务的轮子》(TheWheelofTh-ings,一九七六)一书。下面的叙述基本上都取材于这部着作。
蒙哥马利出生于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成了大名人后,蒙哥马利有点得意地告诉友人,她的生日与这位英国首相的不但同年同月,而且还是同一天!她出生的地点是加拿大最小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北部一个叫克利夫顿的小村子。她的父亲是个商人,经常在加拿大中部经商,母亲在小莫德(她不喜欢别人叫她露西,宁愿用当中的名字,我后面也将这样称呼她)二十一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莫德只得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她来到卡文迪许,这也是一个小村庄,离她出生地只有几英里。莫德后来写道:“我的童年与少女时代都是在卡文迪许一所老式的农舍里度过的,我家的四周都是苹果园。”莫德对大自然的热爱贯穿了她的一生,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强烈的表现,这是与她在海岛上度过的童年生活分不开的。
母亲早逝,父亲经商在外,她没有兄弟姐妹(后来父亲续弦,又生了几个孩子,可是她们与她不亲),无疑有些孤独,她有时会对着碗柜玻璃门上自己的影子诉说心事。不过外公兼任村邮务所的所长,学校就在路的对面,她并不缺乏小游伴与观察社会的对象。外婆是个朴实的农妇,也很爱她,但是不理解儿童,喜欢用僵硬的宗教信条来约柬天真活泼的心灵。莫德后来说:“在物质方面外公外婆对我是很宽厚的,我也是深深感激的,可是在别的方面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是不聪明的。”她记得有一次她干了一件小小的淘气事情,外婆罚她跪下祈求上帝原谅,要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坏女孩。这件事使莫德非常反感。在小学校里,莫德也挨过老师的鞭子,原因是她用了“bytheskinofmyteeth”这个说法,老师认为她不该用粗俗的口头语。莫德后来发现,早在《旧约》的《约伯记》里这个说法就已经出现了②。她为自己遭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而感到气愤。
小莫德九岁时开始写诗,用的是外公邮务所里废弃的汇单。她把写成的一首咏秋的诗献给父亲。父亲看了以后说这不太像诗。莫德喊道:“这是素体诗!”“是够素的。”她父亲说。
莫德十五岁时写的一篇《马可·波罗号沉没记》在一次全加作文竞赛中得到三等奖。这是她根据亲眼目睹的一次发生在海岛北岸的沉船事故写成的。一八九〇年八月,莫德由外公带着来到父亲经商的艾伯特王子城,继母要她帮着带孩子。她不能上学,自然觉得很痛苦。但是她能通过写作把痛苦化解掉。她写了一首四行一节共三十九节的长诗,投稿后居然被一家报纸头版一整版登出来。当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她继续投稿,报纸上当时已称呼她为“ladywriter”(妇女作家)了。不久,她的短篇小说又在蒙特利尔得奖。一八九一年,父亲把她带回到故乡,此后,在父亲一九〇〇年去世前的几年里,父女很少见面。莫德幼年丧母,又得不到父亲的抚爱,她作品中经常出现孤儿形象与孤儿意识,便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莫德回到爱德华王子岛后进了首府夏洛特敦的威尔士王子学院,一八九四年毕业,得到二级师范证书。在岛上教了一年书后,她又进了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胡西大学学文学。在大学念书时,她仍不断投稿。有一个星期她一连拿到三笔稿费。
一八九五年七月,莫德得到一级师范证书,她教了两年书。一八九八年三月,外祖父去世,莫德为了不使外祖母孤独地生活,回到故乡。从这时起除了当中不到一年在哈利法克斯一家报馆里当编辑兼记者兼校对兼杂差,直到一九一一年外婆去世,她都过着普通农妇的生活,管理菜园、果园,制牛油烛,做家务事——地里的活由一个表兄帮着干,同时还协助外婆做邮务所的事,如今外婆接班当了邮务所长(至今传记辞典她的辞条里还记载着她担任过“助理邮务所长”这一职务)。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莫德都没有停止写作。她仍然不断向加、美各刊物投稿。有时,发表了一首诗只拿到两元钱。有时,编辑会寄给她一幅画,让她根据画意“配”一篇小说。但是她投稿的“命中率”不断提高。
1897年
一九〇七年五月二日,莫德在给友人伊弗雷姆·韦伯写的一封信里说,秋冬写了一本书,在两个月的悬念等待之后总算得到波士顿的佩奇公司的答复,说是愿意接受出版。
其实莫德开始创作这本后来广为人知的《绿山墙的安妮》还是在一九〇四年的春天。它原来是莫德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她把它扩展为一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合中文二十四万字),到一九〇五年的十月,莫德完成了这一工程。她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寄给出版社,前四次都只收到一张印好的退稿条,第五次总算收到一封信,里面说审稿者发现作品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并不足以保证能得到读者的欢迎”。莫德沮丧极了,便把手稿扔在壁柜里一只旧帽盒里。她准备闲暇时再把它压成最初总共只有七章的规模,投给某个刊物连载,好换回三四十块钱。
可是一年之后她无意间找出这本手稿,跳着读了一些篇章,觉得写得不算太坏,便重新投寄出去。这一次稿子终于被接受了。
说起《安妮》之所以能写成,还得归功于莫德的记事本,她平时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喜欢往本子上涂上几行。有一天她翻记事本,看到两行不知何时写下的字:“一对年老的夫妻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一个男孩。由于误会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女孩。”这两行字启发了她,使她开始写小孤女来到一个不想要她的陌生家庭的故事。莫德把“一对夫妻”改成“两个上了年纪的单身的兄妹”,因为单身者脾气总是有点孤僻,这样,与想象力丰富、快言快语的红头发、一脸雀斑的小姑娘之间的冲突就益发尖锐了。小说的第一、二、三章的标题都是“×××大吃一惊”,使读者莫不为小孤女的遭遇捏了一把汗。小安妮也确实因为性格直率、不肯让步与粗心大意吃了不少苦。但是最终的结局还是令人宽慰的。儿童文学作品总不能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嘛。
❻ 需要对影片The Hours <时时刻刻>的影评和对三位主演的评价.
时时刻刻 The Hours (2002)
一
《The Hours》(《时时刻刻》)是一部深具灵魂光芒并含有弦乐般耐人寻味韵律的电影。
这部影片之所以令人注目,是因为它有着一个异同寻常的文本——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影片较忠实于原着。我深信导演斯蒂芬•戴德利(Stephen Daldry)是在深刻领悟原着背后所蕴藏的丰富涵义、并在拍摄时力图加以充分表现、才使影片具备了光辉出众的品质。
影片是根据美国新锐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发表于1998年同名小说改编。小说《The Hours》(无论电影还是小说,《The Hours》译名很不统一。小说:台湾希代书版集团2000年6月第一版,译名为《时时刻刻》,译者蔡悯生;大陆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译名《丽影萍踪》,译者刘新民。电影:译名有《岁月如歌》、《岁月挽歌》、《此时此刻》、《时时刻刻》等。本文为论述方便,均称《时时刻刻》。)出版后立刻获得了当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The PEN/Faulkner Award),翌年又获得“普立策小说奖”(The Pulitzer Prize)。
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为何会受到如此的青睐?
二
小说表面上讲述了20世纪不同时代三位女性一天的精神生活。
1923年伦敦郊区。弗吉尼亚•吴尔芙在她的乡村宅邸构思那部与维多利亚时代趣味相去甚远的小说《达洛卫夫人》。清晨,她醒来后没有立即起床,神情恍惚迷离,一直缠绕她的头痛病微微有些好转。窗外有鸟叫声。她感到乏力,神思恍惚,又迷迷糊糊小睡了一会儿。在梦中她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花园。花,将花作为小说开头很不错。她醒来后想道。她起身走进盥洗室,面对盥洗室内镜子中映显而出那张灰黯的脸不免有些丧气。它与心中意象正形成鲜明对比。
1949年美国洛杉矶。布朗夫人在家中阅读吴尔芙小说《达洛卫夫人》。她有一个忠实的丈夫,一个敏感可爱的儿子,似乎一切都无可挑剔。但她仍感到百般无聊,深为受困于平庸家庭生活而痛苦。这一天是她丈夫生日,但她无心为晚上生日庆祝准备蛋糕,想一人躲进旅馆里像吴尔芙那样躺在床上阅读《达洛卫夫人》,然后自杀。她将儿子寄托给邻居,告别的那一刻,敏感孩子似乎预感到什么,不安地叮嘱母亲一定要来接他,并跟在母亲汽车后面追赶……
20世纪末的纽约。一位名叫克拉丽莎女编辑正要出门买花。因她名字与吴尔芙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卫相同,朋友们都戏称她为“达洛卫夫人”。她幼时恋人、诗人理乍得刚获奖,她得为他获奖筹备晚宴。当她出门那一刻,注意到晶莹剔透阳光正在游泳池的蓝绿色水面上摇曳荡漾,不禁心有所感。时值六月早晨。
身患爱兹病的理乍得没能度过这一天。他厌倦了生活,那天下午他从家中窗口飘然而下,迎接午后灿烂阳光。小说结尾,在纽约的克拉丽莎面对业已取消晚宴而留存下来的佳肴萌生了一种极度的孤寂感。深夜,已届耄耋之年、当年被儿子忧郁双眼刺痛的布朗夫人造访。原来自杀的理乍得正是布朗夫人儿子。
小说以迷蒙而清澈语调、印象式碎片、瞬间的意识流动、深度意象和蒙太奇手法,描写了三位不同时代女性心灵世界。作者以精湛技巧、精致而繁复的结构,深入她们万花筒般意识中,再现她们心灵镜像,宛如月光照彻下小溪,隐约显现她们内心水下生物、鹅卵石和蔓生的水草;并以类似超现实手法将吴尔芙传记片段与美国中期和晚期两位女性精神生活交织在一起,复调式地安排在同一文本中。
最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时时刻刻》的文本中还暗中指涉着《达洛卫夫人》的文本。这一手法极具创造性。因为这种指涉并非文本的明确援引,也非一般意义上续作,或对以往书籍与相同材料的改写和创作(如图尼埃《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对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反思;让•阿奴伊《安提戈涅》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重新考察);而是运用象征手法将两种文本晦涩地镶嵌在一起,犹如两面相互映照镜子在暗中增殖。坎宁安的《时时刻刻》是在延续了《达洛卫夫人》基础上的一种对吴尔芙生命意义重新思索的再现,是对吴尔芙内在精神所作的一次富有诗意的冥想。
三
弗吉尼亚•吴尔芙全部小说,几乎都是她自我精神探索的一种“传记”,从她早期习作全是对传记练习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也许跟她父亲对她影响有关。(弗吉尼亚•吴尔芙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1832-1904)是学者、编辑和哲学家,曾任伦敦图书馆馆长,主编《英国名人传记辞典》,撰写《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等着作。)她的作品总是在探索自我生命处在某一阶段中意识发展的趋势和可能达到的深度。
“《到灯塔去》构成了弗吉尼亚•斯蒂芬童年生活的最后景象;在第二阶段,《出航》给一位年轻女性的知识探索打上了印记;那么第三阶段高潮就是《海浪》,进入成熟期小说家将描绘出意味隽永的生命经典性轮廓。”(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英)林德尔•戈登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P162。)而无疑,《达洛卫夫人》更是一部具有这种传记性质的小说。
1922年,她那带有实验性质、打破了传统叙述逻辑和充满印象拼贴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出版,这部小说也是对她哥哥精神成长的一份记录。该年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代,与她同年出生也同年死亡的乔伊斯出版了划时代着作《尤利西斯》、T•S艾略特发表了《荒原》。那一年她年届四十,精神处于相对稳定期。
但随后,恐惧衰老暗影像蛇一样啮噬着她那脆弱神经;同时在心灵上她也没有完全摆脱精神疾病对她的影响,她几乎可以察觉到内心深处那股疯狂念头又缓慢袭来。她只有靠写作《达洛卫夫人》来抵抗心中阴影,却也将这种挣扎的印记留在了小说中。她曾在《奥兰多》中说:“一个作家的灵魂的每一个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着作中”。(转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伍厚恺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P1)
《达洛卫夫人》是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现代主义长篇小说。它犹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一天生活来刻画人物心理时间上的一生。漫长生活经历涌入人物意识河流中,不时在内心激起沉思、回忆、追索、感想、体悟生命的浪花,汇集着人物心理五彩缤纷的印象图案。吴尔芙完全摒弃了传统小说写作手法,开篇起就直接进入人物心灵世界。小说由两条并行不悖线索组成,来映显两个截然不同人物的内心。
克拉丽莎•达洛卫是一位中年妇女,她丈夫是国会议员。六月早晨,她出门买花,要为有首相参加的晚宴做准备(这一情景与《时时刻刻》中纽约女编辑出门买花相同)。那天阳光明媚,清风微拂。大本钟不时发出深沉悦耳之音。她思绪飘动,想到三十多年前同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和彼得正在恋爱。但她最终没有嫁给喜欢冒险的彼得而是嫁给了稳重的达洛卫先生。彼得将要从印度回来,她想,要是当初嫁给了彼得,她的一生会怎样?伦敦街头上的声色光影不时触动她的联想。
小说还有另一条线索: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退伍老兵,因受炸弹惊吓而患精神疾病。当达洛卫夫人在花店内听到街上传来一声汽车火花器发出巨响声时,他在街上游荡也听到了。最终,他为摆脱时时袭来的内心惊恐跳楼自杀。
夜晚,达洛卫夫人在晚宴上听到宾客中有人说起赛普蒂默斯自杀消息,内心震动。他们是两个阶层的人,彼此互不认识,但在内心深处却对时代有着相同的感受。小说真实反映了第一次大战后现代西方人焦虑、困惑和恐惧心理。
四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时时刻刻》中自杀的诗人理乍得对应着《达洛卫夫人》中的赛普蒂默斯。他们同样怀着内在不安生存着:一个在战争中留下了精神疾病,一个患上了爱滋病;都是时代烙印的反映,象征着不同时代却同样在人们心中所造成的疾患。
然而,即便是赛普蒂默斯这样一个略显突兀的人物(相对于吴尔芙的生活世界来说),也是吴尔芙拿来印衬达洛卫夫人精神侧面的。吴尔芙曾在一封信中说,她必须通过赛普蒂默斯的性格来完成达洛卫夫人的性格,她所“部分意识到的生命枯竭感正是要通过那个疯子的病态作戏拟性表现”。(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P273)
如同吴尔芙想通过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这两个人物来探询自己内心深渊一样,在《时时刻刻》中,作者坎宁安真正意图也是要通过书中人物综合再现吴尔芙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布朗夫人和女编辑克拉丽莎这两位女性;他想看看假如吴尔芙生活在50年代和世纪末的美国会怎样。
无疑,布朗夫人和女编辑克拉丽莎都有着吴尔芙的影子,她们都是射向吴尔芙精神生活的一个朦胧投影。
20世纪50年代美国正处在经济复苏期,布朗夫人就像达洛卫夫人一样生活富足,但却精神萎靡,内心总有一种像是被悬浮在空中的惶恐不安的感觉,生命的无意义意识时时涌上心头。这种感觉正是吴尔芙心中常常难以摆脱的感受。而纽约的女编辑在街上耀眼的阳光中似乎感到总有一丝不祥的阴影在笼罩着她,直至最后她受到死亡冲击,这一切也都是吴尔芙生命历程中的主题。
在《时时刻刻》中,作者还赋予布朗夫人朦胧同性恋倾向,而到20世纪末的女编辑身上,作者索性将她塑造成同性恋者,这是在暗示忧郁孤寂的吴尔芙如果处在20世纪末期,她原有的回避社会的心理倾向很可能发展成同性恋性心理倾向。
另外,布朗夫人的名字也不是没有来历(其实在《时时刻刻》中所有人物都可在《达洛卫夫人》中找到对应)。吴尔芙在一篇《贝内特和布朗夫人》文章中虚构了一位坐在火车上的老妇人形象,她称布朗夫人为“永恒的”和“人性的”,“是从英国文学开往另一时代”的“幽灵”。(见《论小说与小说家》吴尔芙着,上海译文出版社P308)
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坎宁安是在将吴尔芙作为一个精神个案进行研究,它像一面放大镜,放大了吴尔芙的生存意识,将她精神历程放在整个20世纪中的一个更为宽泛和更长远的背景上来进行考察。而他将这部小说命名为《THE HOURS》更是泄露了这一点。因为吴尔芙在撰写《达洛卫夫人》的初稿中就是将小说题名为“THE HOURS”。
五
《时时刻刻》是一部知识分子式的小说。作者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吴尔芙精神世界作一次遐想式的探询和论证,以及对她性格的可能性延伸进行了艺术上的重塑;而同时他又通过20世纪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不同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来反映西方整个20世纪的精神特征。这一双重目的,构成了这部小说不同凡响的品格。
这是一部对吴尔芙遥遥致以敬意的小说,是对《达洛卫夫人》文本所作的一次歌唱性礼赞。它弃绝了现实的喧嚣,直接沉入人性深处,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的紧张与焦虑,以及对存在产生的倦怠感和疏离感。它关注精神内的骚动,努力挖掘人物背后的“美丽的洞穴”(吴尔夫芙语),以一束智性之光照亮她们丰满的意识,刻画她们心灵的影像,质疑生命的本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位女性都是精神领域内的自我放逐者,她们游离于时代,同时又以自己方式固执地抗拒现实。她们在《时时刻刻》中交叉出现,犹如一次相互轮回、一次在特殊时空内的重逢,原先她们独自的精神幽吟在这部小说中汇成了女声合唱曲。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吟唱组成了这部小说心灵圣歌般品质,一部灵魂的奇书。
富有意味的是在《时时刻刻》序曲中,作者在故事开始前先出人意料地描写了吴尔芙的自杀——1941年战争爆发后某一天她投河自尽。“她被流水迅速冲走。就像是在飞翔,一个虚幻的身影,双臂向外张开,头发飘扬……天空的阴影在水面上摇曳不定。”(见台湾希代版《时时刻刻》P34)这一情景正好与小说第一章描写纽约的克拉丽莎出门买花时面对水面上摇曳的阳光偶有所感遥相呼应。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暗连,是对将要出场人物命运的一个暗示、一次排演、一种影调和一番预言。它奠定了这部小说挽歌式的基调。当你读完小说掩卷沉思时,哀婉会有如烟霞般从心中缓慢升起,渐渐占据你整个心灵空间。
六
作者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曾被《洛杉矶时报》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生于1952年的俄亥俄州,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现居纽约。199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末世之家》(A Home at the End of World)使他一举成名,在该书出版前一年,他将其中一章取出命名《白天使》(White Angel)先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后被评为1989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1995年他又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血与肉》(Flesh & Blood)。而1998年出版的《时时刻刻》(The Hours)是他的第三部小说。从他小说出版时间上可看出,他对自己每一部作品都精雕细作。
在小说《时时刻刻》中,他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引导读者穿越小说人物粼粼波光般的意识深处再进入吴尔芙的精神世界,这一奇妙的手法具有无与伦比的独创性。他创作实践证明了吴尔芙在《现代小说》中所阐述观点:“人生是一圈光芒四射的晕轮,是自始至终环绕我们意识的半透明的封套”。(引自《论小说与小说家》p8)可惜原作中富有诗性的、极为微妙的语言特色没有在译林版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小说在2002年被拍成电影。三位女性分别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尼科尔•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扮演。
值得称道的是、有着上乘表演的尼科尔•基德曼,她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吴尔芙,她出场时那种低垂的冷冷的目光、写作时在笔筒中找笔的手不由自主的痉挛、紧张的肢体语言等,将吴尔芙的敏感、神经质、脆弱和孤傲的心灵表现得惟妙惟肖。电影同小说一样,不关注外部世界,而是将影像聚焦在人物的内心中,从而构成了一部电影版的20世纪女性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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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坟场之书
作者:[英] 尼尔·盖曼
译者:李雅欣
豆瓣评分:8.2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2-21
页数:328
内容简介:
养大一个孩子,需要整片坟场一齐出力。
一个婴儿的出现,打破了坟场千年来的平静。在死神的指引下,鬼魂们收养了婴儿,并取名诺伯蒂(Nobody)。
坟场从此成了诺伯蒂的魔法学校,他开始学习隐身术、梦游术、恐惧大法,与女巫共舞亡灵之舞。成长在坟场中的诺伯蒂如同腐土里绽放的鲜花,绚烂又鲜活。
然而,每个人都要去经历自己的人生,坟场的生活注定只是诺伯蒂生命旅途的一个站点。坟场少年终将告别坟场,带着身后那些充满温暖和爱的目光,面对生活的痛苦、生活的乐趣,走遍万水千山。
作者简介:
尼尔•盖曼(Neil Gaiman)
当代大师级幻想小说家,1960年生于英国。尼尔·盖曼是当代欧美文坛耀眼的新星,被《文学传记辞典》誉为十大后现代作家之一。
1989年,盖曼以漫画《睡魔》开始了创作之路。其后,他的创作逐渐涵盖了小说、漫画、诗歌、剧本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美国众神》《北欧众神》《星尘》《好兆头》等。因其作品的独特风格和想象力,《迈阿密新时报》认为他已经成为“文学界的摇滚明星”;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则认为他“创作力之丰沃与作品水准之高,既神奇又吓人”。
《坟场之书》构思长达23年,是盖曼创作生涯的扛鼎之作。盖曼认为《坟场之书》超越了他的预想,甚至超越了他自己。改编电影正由迪士尼操刀制作。
《坟场之书》的灵感来源于25岁的盖曼看到18个月大的儿子在附近的坟场骑小三轮车。此后,写作一本《坟场之书》的想法一直在盖曼的脑海里发酵。2008年,盖曼完成了《坟场之书》的写作,那一年他的儿子恰好也25岁。
❿ 伽利略的贡献
由哥白尼点燃的科学革命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一个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奠基的时期开始了。"新兴自然科学的第一时期--在无机界的领域内--是以牛顿告结束的。这是一个处理已有材料的时期,它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领城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特别是归功于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和伽利略,牛顿就是从他们二人那里得出结论的。"具体说,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发表他的第一篇成名之作《液体静力秤》的1586年起,至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1685年止,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自然科学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在这时期中,突出的是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的兴起。经过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大批科学家一个世纪的辛勤工作,终于建立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在这同时,由于天文学和力学的发展,带动了数学的发展,促进了微积分的创立,对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也起了不同程度的推进作用。
1.亚里士多德的力学
最早起源于希腊的力学,被系统地总结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根据这种带有思辩和人性色彩的物理学观点,把常见的运动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地面上物体的运动;第二类是物体在空中下落的运动;第三类是天体的运动。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原因作了解释,地面上物体的运动是强制性的运动,推一堆,动一动,不推就不动,所以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运动属于天然运动。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空中运动物体的天然归宿。物体的重量越大,其趋向天然位置的倾向也越大,所以其下落的速度也越大;天体是由特殊质料构成的,具有特殊性质,天体是神灵们的处所,所以天体的运动是沿着最完美的曲线--圆周,以最完美的速度--匀速运动。这种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但它竟然影响和统治人们的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直到伽利略、牛顿时代,才得以彻底纠正。这除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有关外,还跟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在古希腊时代把从事实验操作工作看作是卑贱的事情,应该由奴隶或仆役去完成,有身份有"知识"的人是不动的,只是滔滔不绝地演讲和论证。传说亚里士多德常在花园中,边散步边给弟子讲课,故亚里士多德学派又称为逍遥派。因此,古希腊物理学的致命弱点是没有充分注意定量实验。甚至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也可以证实亚里士多德的落体定律是错误的。
经院哲学是西欧中世纪出现的一种思想体系。教会为了愚弄和统治人们的思想,歪曲和阉割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合理和积极的部分,宣扬其消极部分,使"改造"后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符合宗教教义,他的着作也就成为仅次于宗教教义的权威。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僧侣主义枪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僵死的东西万古不朽"。由于这种被加工和改造过的哲学产生于天主教的学院,故被称之为经院哲学。这种哲学热衷于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用繁琐的推理去论证宗教的教义,主张理性服从信仰。对实验和观测不感兴趣,不相信人类的感觉是认识事物本质的指南。这种哲学,在科学史上,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深重的影响。这在伽利略与教会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比伽利略早一个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传奇人物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l519),是个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人物。他通过解剖研究人体的生理构造,他观察天体,研究天文,他精通绘画和雕刻,又擅长机械和土木建筑,总之,他的兴趣广泛,涉及多种学科和工艺。在他的活动中,有一个显着的特点:重视实践,他说:"在研究一个科学问题时,我首先安排几种实验,因为我的目的是根据经验来决定问题,然后指出为什么物体在什么原因下会有这样的效应。这是一切从事研究自然界现象所必须遵循的方法…我们必须在各种各样情况和环境下向经验请教,直到我们能从这许多事例中引伸出它们所包含的普遍规律"。不仅如此,他还十分重视数学和实验结合在探讨自然规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懂得定量的实验在科学方法上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上没有什么肯定的事情用不上一门数学科学的。他在研究梁柱的强度和力学问题时采用了这种方法,得出定量的结果。达.芬奇的这些见解和实践,对伽利略建立实验自然科学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2.伽利略的生平和主要的科学活动
1564年2月15日伽利略出生于意大利古城比萨,父亲是破落的贵族,擅长音乐和数学。童年时代的伽利略就显示非凡的制作和观察能力,自己动手制成会动的玩具和机器。1572年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在圣玛丽亚寺院学习。1581年9月考入比萨大学,遵从他父亲的意愿学医。然而他对医学毫无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引向数学和物理。1583年托斯卡纳公国(比萨隶属于此公国)的大公爵来比萨过冬,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很有才学的宫廷教授里奇(Ostilio Ricci,1540~1603),是伽利略家的朋友。在一次里奇所作的数学演讲中,使旁听的伽利略着迷。从此他对数学的兴趣剧增。由于他对数学表现出非凡的理解能力和过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被里奇收为门生,并指导他阅读了不少数学着作,特别是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德的着作。这使得伽利略在数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对他以后创立实验自然科学并获得成功起了巨大的作用。
伽利略对数学的热爱,引起了他父亲的反对,加上家境窘迫,1583年他没有取得学位就离开比萨大学,回到佛罗伦斯协助父亲经营店铺。在经营之余,他把一切时间都用于学习数学做实验,从此开始自学和独立进行研究。
传说1583年他在比萨大教堂内从吊灯摆动的现象中,发现了"摆的等时性"规律,并应用于实际。关于这传说,日本的科学史和科学教育研究者板仓圣宣曾表示过异议,理由是比萨大教堂的吊灯是1583年以后制造的。这段传说是伽利略晚年接收的学生维维安尼(Vincenzo Viviani,1622~1703)在《伽利略传》中记述的。但是伽利略根据摆的规律发明的能准确测量脉搏速率的摆式脉搏计是有据可查的,1607年帕多瓦大学的一位医生在他的着作提到过这种脉搏计,并附有图样。
1585~1589年期间,他做过家庭教师,教过数学。1586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液体静力秤》,表现出他在实验方面的才能。这种秤是根据阿基水德的杠杆原理和浮力原理制成的,它能准确而方便地测出金属的比重。在这同时他还写了一篇《论重心》的文章,经里奇介绍给大公爵费迪南德一世(Grand Duke Ferdinand I)。为了谋求职业,里奇指点伽利略给一些有影响的贵族和科学家写信,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求得支持。在这过程中,他结识了热爱科学和礼贤下士的吉多鲍多侯爵。侯爵很赏识他的学识和才华,表示愿意对他的研究工作予以支持和帮助。
由于吉多鲍多侯爵的推荐,1589年他受聘担任比萨大学新增设的数学讲座教授,主要讲授数学和天文学,课余仍热衷于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重力作用下落体的运动,对亚里士多德的落体定律和运动原因的理论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落体运动理论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落体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二是落体的速度与其所通过的介质的密度成反比。伽利略直言不讳地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是胡说八道。他非常尊敬阿基米德,深受"浮力原理"的影响,企图以阿基米德的理论来探讨落体运动的规律,提出了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它的密度成正比;在水中或空气中下落时,则下落速度与物体和介质间的密度差成正比。他的这一假设,反映在1590年他所撰写的长篇论文《论运动》中。与伽利略同时代,并对伽利略有过很大影响的威尼斯的数学家贝尼德蒂(Giovanni Battista Benedetti,1530~1590)是帕多瓦大学着名的冲力说者。他在1585年出版的《力学论》中,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落体运动理论。他提出,在真空中山同一材料组成的大小不同的物体,在同一时间内下落的距离相同,即它们的末速度应相同。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结论完全不同。为了论证这一点,他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一个重的物体与一个轻的物体缚在一起,让它们下落,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重物下落快,轻物下落慢,重物受轻物牵制,它们一起下落的速度必定介于它们各自下落时的速度之间;另一方面,两物缚在一起的重量应比重物还重,所以它们下落速度比它们任何一个的速度都大。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落体运动理论是自相矛盾和经不起推敲的。贝尼德蒂的这个简洁而有说服力的推理,在一些介绍伽利略发现落体定律的文章中,常被错误地说成是伽利略首先提出的理想实验,这实在是一个误传。荷兰的科学史教授E.J·狄克斯特霍伊斯(E.J.Dijksterhuis,1892~)在他与R.J·弗伯斯(R.J·Forbes,l900~)合着的《科学技术史》中郑重提出了这一点。
关于落体运动的传说中,有一个说法,1590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当着所有其他教师、哲学家以及所有的学生重复多次地把两个不同重量的球体同时落下,以两球同时看地的事实来驳斥亚里士多德的落体理论。这个传说虽然富有传奇色彩,流传甚广,甚至于在比萨和佛罗伦斯的某些搏物馆里还陈列着据说是当年伽利略作实验用过的木球,但是可惜的是证据不足。在保存完好的伽利略的笔记和着作中,在与伽利略同时代的科学家的谈话和文章中,都从未提到过此事。这个传说最早是出自于伽利略的学生维维安尼,他在1654年出版的《伽利略传》中描述了这件事。对于这个传说在历史上一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比萨斜塔实验是可信的,确有此事;另一是认为根本没有此事,仅仅是维维安尼为了扩大他老师的影响而作的传奇描述。当然,还有一种看法是对此事不置可否。
持第一种看法的有以意大利伽利略着作国家版(其二十卷)的编辑法瓦罗(Antonio Favaro)为首的一批物理史学家,其中有着名的英国大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他把比萨斜塔实验和1881年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并列为科学史上最着名的两个"判决性"实验。
持第二种看法的有以德国伽利略着作国家版编辑沃威耳为首的一批物理史学家,其中有着名的科学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等。
历史上确有人进行过落体实验,此人是荷兰的工程师和力学家斯台文(Simon Stevin,1548~1620),即斯台维努(Stevinus)。他在1586年出版的《静力学》中,介绍他所做的一次落体实验:"让我们拿两只铅球,其中一只比另一只重十倍,把它们从三十英尺的高度同时丢下来,落在一块木板或者什么可以发出清浙响声的东西上面,那么,我们会看出轻铅球并不需要比重铅球十倍的时间,而是同时落到木板,因此它们发出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声音一样。"
一些取材严谨,内容广泛,叙述准确的物理学史着作和传记辞典,如《科学传记辞典》(C.C. Gillispie(主编),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1970~1980):在提及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时,都冠以"据传说"的字样。
伽利略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是在1592~1610年。伽利略在吉多鲍多侯爵的全力帮助下,1592年前往威尼斯共和国,受聘担任帕多瓦大学数学教授。威尼斯位于亚德里亚海之滨,远离罗马教庭,受教会的控制较少,学术空气比较自由。由于航海业、贸易和手工业发达,威尼斯经济富裕,是地中海当时的强国之一。帕多瓦属威尼斯共和国,帕多瓦大学是当时欧洲着名的大学之一,素以提倡自由研究和自由思想驰誉欧洲,欢迎具有各种信仰的人和新思想的人前来讲学。这种环境和气氛对伽利略的科学研究活动十分有利,对他卓越才能是个充分发展的好机会。这段时期是他科学生涯中的黄金时期,是最出成果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他的科学宇宙观在这里形成了。
这段时期伽利略研究了大量问题,特别是力学问题。如落体运动,摆和斜面上的运动,抛射体的运动,力的合成等。此外对流体、热学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伽利略温度计就是在1592~1593年期间发明的。1609年他被荷兰人利珀希(Hans Leppershey, 约1570~约1619)发明望远镜的消息所吸引,从而把他的兴趣和注意力从力学转向光学和天文学,直到1633年被教会判为终身监禁后重又研究力学。他对力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和发现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而发表则在晚年。
伽利略在帕多瓦主要讲授欧几里德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力学。业余讲授筑城学、军事工程学,把数学知识、力学实验和防御工程相结合,很受学生中贵族子弟的欢迎。
1597年设计了具有军事用途的比例规和罗盘,并开设工厂生产和出售这些仪器。在这之前,他根据气体的热胀冷缩的性质,发明了空气温度计。使用中发现测温不准,由于当时忙于其他工作,没能进一步改进,直到晚年才与学生托里切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讨论改进。托里切利在他的指点下,于1643年发明了水银气压计。
在研究落体运动问题时,他发现物体在空气中下落,它的速度不仅与它的重量和密度有关,还与它的大小和形状有关,他意识到空气对落体的阻力作用,认识到以前提出的"物体下落速度与物体的密度和空气的密度差成正比的假设是错误的,错在没有考虑空气阻力。他想,假如没有空气,在真空中物体的下落速度也许与重量和密度无关,所有的物体会下落得一样快。他观察到物体从静止状态开始下落的过程中,它的速度是不断地增加的。他确信这种速度增加是以一种极其简单和十分显而易见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他认为大自然是以本质上最简单的方式行事的。随着下落时间的增大,物体下落的距离也急剧地增大,他设想下落距离s与下落时间t的平方成正比。那么速度以什么样方式增大才能满足上述关系呢?从1604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提出了速度与通过的距离成正比的假设,重复了两个多世纪前萨克森的艾伯特(Albert,约1316~1390)所犯的错误。从这个假设出发,经过数学计算,得不到“下落距离s与下落时间t的平方成正比”的结论,而且矛盾百出。直到1609年前后,才从他的笔记和文章中看到了他提出的正确的速度与下落时间成正比的关系,而且用图解法证明了,从这种速度变化关系出发,可以得到“下落距离s与下落时间t的平方成正比”的结论。所以,伽利略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在1590年的比萨斜塔上得到了正确的落体定律,而是经过一个曲折和反复的过程。
伽利略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这些关系是否正确,从而进一步验证他的假设。然而自由落体的运动过程太快,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进行实际测量。为了"冲淡重力",充分放慢运动,他通过对单摆运动和精心设计的斜面实验的研究,验证了“下落距离s与下落时间t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找到了正确的落体运动的规律。在1638年出版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第一次详细地叙述了落体定律,指出从静止状态开始自由下落的物体,其经过的距离同下落的时间平方成正比,实际上这个比值就是重力加速度。但是伽利略没有给出过一个重力加速度的近似值。第一个最先得出这个近似值是9.8米/秒2的是荷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
伽利略的斜面实验,是最后证实他的自由落体通过的距离与下落时间平方成正比的假设是正确的一个关键性的实验。这完全不像有些流行的说法那样,伽利略是通过斜面实验,由测得的距离和所用的时间,得出距离与时间平方成正比的结论,从而发现落体定律。这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伽利略当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他所运用的方法是:根据经验进行推理,提出最初的假设,运用数学工具进行演绎,得出结论,然后通过实验来验证假设。这种方法就是现在所谓的演绎法。在这种方法中,实验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为了发现规律,而是为了证明演绎所得的结论,从而证明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有效的。这种方法对以后的许多科学家、对物理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伽利略在帕多瓦期间,除了在力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外,对天文学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发展,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1594年,伽利略患关节炎在家养病期间,阅读了有关介绍哥白尼日尔爾心说的书籍。哥白尼所描绘的宇宙结构图象,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开始研究天文学。在1597年5月写给比萨友人的信中,他第一次表明赞成哥白尼的日心说。同年8月收到开普勒寄来的他的处女作《宇宙的神秘》一书抄本。在给开普勒的回信中,伽利略再次公开声称他是哥白尼的信徒,并宣称发现了一些有利于证实地动的物理论据。他对哥白尼学说的兴趣不是建立在力学而是建立在天文学的基础上。1604年起新星的出现,导致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空的紧固性论述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伽利略公开支持哥白尼的理论,发表了三篇内容充实的演讲,并准备发表有关天文学的着作。然而他的这些计划被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打乱了,没能实现。1606年,在帕多瓦的一位德国人梅耶和他的学生卡普拉剽窃了伽利略发明的比例规,把他写的意大利文的说明书译成拉丁文,谎称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并且反诬伽利略是剽窃者。伽利略为捍卫自己的发明权,向学校当局控告他们两人,当时迈尔已回到德国,而卡普拉则被学校开除。1607年他用辩论文体发表了《对卡普拉诽谤与欺骗的自辩》,从此开始了以辩论文体为斗争武器的写作方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609年7月,他从友人处听到荷兰的利泊希发明了望远镜,于同年的8月根据传闻制成了第一架放大率为3倍的望远镜。他用风琴管作镜筒,两端分别嵌入一片直径为5.6厘米的平凸透镜和一片平凹透镜。他前往威尼斯,把它献给了大公爵。望远镜很快在军事上和航海上显示出它的实用价值。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威尼斯大公爵封他为帕多瓦大学的终身教授,并给予加位薪俸。他不满足于已制成的第一架望远镜所取得的成功,经过继续努力和改进,到1609年底,他把放大倍数提到32倍,这是伽利略型望远镜的极限值。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是他制出了第一架高倍率望远镜,而是他首先把望远镜对准了浩瀚的星空,开创了用望远镜研究天体运动的新纪元,创立了望远镜天文学。
他首先观察了月球,发现月球表面并不像经院哲学们所描述的那样光滑、完美而没有瑕疵,而是像地球表面那样,高低不平,有高山有深谷,也在绕轴自转。他把月球上两条主要山脉分别以"阿尔卑斯"和"阿平宁"来命名,并绘出世界上第一幅月面图。他根据月面上明暗斑纹的变化,推测出月球自身是不发光的,它的亮光是反射太阳光的结果。他接着观察行星,发现在望远镜中看到的行星要比肉眼看到的大得多,两恒星则差别不大,推断出恒星离地面极远。银河是由无数颗恒星所组成,证明了布鲁诺关于宇宙是无限的论断是正确的。1610年1月7日这一天是伽利略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也是天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天,他从望远镜中发现了木星有卫星,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卫星共有四颗,并在绕木星缓慢旋转,这多像是一幅哥白尼体系中小太阳系的画面。
这对哥白尼学说来说是个重要的支持。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天界是不变的,行星只有七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1610年3月他把上述的观察结果和对哥白尼学说的阐述写成《星界信使》一书在威尼斯公开发表,引起轰动。开普勒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在伽利略的同意之下,开普勒同年在德国的法兰克福重印。为了对伽利略的支持,开普勒写了《同星界信使的对话》一文,指出伽利略的发现与他的行星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伽利略身在帕多瓦,心里一直想念着家乡佛罗伦斯。为了能回到家乡,他把《星界信使》和一架望远镜献给佛罗伦萨托斯干纳大公爵科西莫.德.梅迪西二世(Cosimo del Medici II),并把木星的卫星命名为"梅迪西星"。1610年7月他被托斯干纳大公爵任命为宫庭数学和哲学教授,并任比萨大学名誉教授。在这同一个月里,伽利略发现土星呈橄榄型的"三重星",误认为土星有两颗极近的卫星。直到46年后,惠更斯才正确提出这是土星光环所致。
伽利略于1610年9月回到阔别18年的佛罗伦斯,继续从事天文观察。就在这个月的月末发现了金星的盈亏现象,后来发现水星也有相似的现象。从金星和水星的周相变化不同于月球,推断出金星和水星是在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轨道上绕太阳旋转。这对哥白尼学说无疑是个有力的证据。
1611年他访问罗马,受到教皇保罗五世的接见,并结识了1603年创建俐学会的塞西(Federico Cesi,1585~1630)侯爵。猞俐学会(猞俐是一种山猫,行动敏捷凶猛,目光锐利,以此命名,比喻科学力量之深刻有力。)是由当时意大利第一流科学家组成的学术团体,是科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有影响的科学组织。由于伽利略的学术成就和声望,被选入该学会,成为第六名会员。
1612年伽利略发表了有关流体静力学的论文《关于浮体的讲文中阐述了他对阿基米德原理的发展和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原理的抨击。得罪了经院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1613年发表了《关于太阳黑子的信札》的小册子,叙述了从1610年以来他对太阳黑子活动和形状变化的观察,书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角动量守桓和惯性的初步概念。他的观点招致教会中反对它的人和亚里士多德追随者的恶意攻击和中伤,指责他宣传邪说,背叛《圣经》。1616年2月26日宗教法庭对伽利略进行了审判,并颁布了如下的法令:"认为太阳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的观点是愚蠢的,在哲学上是虚妄的,纯属邪说,因为它违反《圣经》",正式宣布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禁书,同时警告伽利略不准用语言和文字维护哥白尼的学说。
从此伽利略隐居于佛罗伦斯郊外的别墅里,进行一些不违背教会警告的研究工作。由于1609年望远镜的出现而中断了的力学研究工作,现在又继续进行了。他研究了加速运动,正确地定义了匀加速运动。
1618年三颗彗星的出现,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和研究。伽利略虽然对彗星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理论,但是他针对一些错误看法,指出彗星是天体的实在的运动,而不是雾海中太阳反射的光学效应。
在这期间,教会中反对和仇恨伽利略的凶恶敌人,加紧对他的攻击。伽利略忍无可忍,决定予以反击。经过长期准备,一本申辩冤诬的书《分析者》写成了,1623年由猞俐学会出版。这时传来他的老朋友巴贝里尼(Maffeo Barberini)主教当选为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的喜讯,他决定将《分析者》献给新教皇,并请求解除1616年的禁令。教皇对些表示无能为力,但不反对他写一本讨论哥白尼学说和托勒密学说的书,作者不应作出地动的结论。从1624年起着手准备到1630年,他花了6年的时间,用便于大众阅读的意大利文写成了不朽名着《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天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或《对话》)。为了不违背教会的警告,他采用三个人对话的形式,对两种宇宙体系作了四天的谈话。第一天批驳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的组成与性质完全不同于地球的谬论,用大量天文观察事实,证明了"天不变"、"天地有别"的观点是错误的。提出了"运动并不一种变化,它并不导致生长和毁灭"的重要见解。第二天论证了地球的周日运动,运用他所提出的相对性原理,驳斥地球不动的观点。第三天讨论了地球的周年运动。第四天讨论潮汐运动,错误地认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的双重运动是产生潮汐的原因,并以此作为地动的证据。
1630年伽利略带着手稿来罗马申请印刷许可证。当时罗马正值瘟疫流行,支持他的塞西侯爵染病去世,承担出版发行的猞俐学会也由于塞西的去世而解散。他只好回到佛罗伦斯,在当地申请印刷许可证。经过种种周折,终于在1631年,取得了在佛罗伦斯印刷的许可证。1632年3月《对话》在佛罗伦斯与读者见面了,一部分邮往罗马。此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首版销售一空,供不应求。
《对话》的成功,引起罗马的极大惊恐,教会中极端仇视伽利略的人在教皇面前诬告《对话》是针对和讽刺教皇的,说伽利略欺骗和愚弄了他。这使教皇十分恼怒,下令立即停止发行,这时是当年的8月份。10月份宗教法庭传伽利略赴罗马受审。当时伽利略有病在身,拒绝去罗马。但是教皇丝毫不肯宽容,尽管有托斯干纳大公爵贺迪南德二世(Grand Duke Ferdinand II)的求情和医生的证明也无济于事。1633年1月20日伽利略被担架抬着赴罗马受审。2月13日到达罗马,4月开庭受审。经过三个月的严酷刑讯,于6月22日结案。在教会的淫威胁迫下,他违心地在悔罪书上签字认罪,并发誓"以后无论住口头还是书面上,决不再说或者主张会引起人们对我有同样怀疑的一切。"宣判《对话》是禁书,禁止出版和发行,判决他在教会的监视下终身监禁。最初在大主教皮科洛米尼(Picclomini, Ascanico)监管下送往锡耶纳。皮科洛米尼曾是伽利略的学生,对他十分友好,鼓励他振作起来,继续他的研究。这使处于逆境中伽利略得到很大的鼓舞,决心把毕生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继续进行力学的实验和研究。1634年初伽利略被允许回到佛罗伦斯的阿切特里村,这可以使他有可能经常去看望在修道院的两位女儿。不幸的是,没过几个月,他最心爱的大女儿染病于同年的4月去世。失去了晚年生活中的最大藉慰,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正当他心灰意懒,失去工作和生活的信心的时候,传来了令他振奋的好消息:《对话》被译成拉丁文在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出版,还被译成英文,在欧洲广为传播。1635年6月,一部总结他一生力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巨着《关于力学和局部运动的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简称《两门新科学的谈话》,或《谈话》)脱稿了。在教会控制下的意大利,他的书是无法出版的。1637年他把手稿交由一位友人私下带往荷兰,翌年7月由莱顿的埃尔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