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电影院

1. 香港电影在大陆上映最早是什么时候我听爷爷说他们七十年代就在电影院看过邵氏电影

Wg后最早是1977年，1965年凤凰影业拍摄的《画皮》算香港电影里头一个被引进到内陆的。尔后的几年里，被引入内陆的香港电影都以凤凰与长城两家左派电影公司出品作品为主，如《三笑》（1964）、《屈原》（1977）等。被引进的邵氏电影应该不多，银都出品的《少林寺》风靡后，邵氏的动作片也才被内陆重视到。

2. 放下你的鞭子的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

◆陈鲤庭简介
陈鲤庭（1910～2013），1910年10月20日出生在上海，2013年8月27日上午9时35分，陈鲤庭先生因病于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104岁。中国电影导演，艺术理论家。上海人。1930年毕业于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系。曾用名陈思白，笔名麒麟、C.C.T等。
1931年创作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1934年在上海任《晨报》影坛专栏特约撰稿人，翻译介绍了苏联V.I.普多夫金等人的电影理论。1936年以后一直从事话剧工作，积极参加抗日演剧活动。1940～1 943年编着了中国第一本较系统的电影理论着作《电影轨范》。在此期间在重庆导演了话剧《屈原》，享誉中国。1947年，编剧并导演了第一部影片《遥远的爱》。此后又先后导演了《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形成了细腻清丽的艺术风格。1950年以后，导演了《人民的巨掌》和《劳动花开》等影片。
1930年上海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系毕业。在学期间参加“大夏剧社”，导演了根据爱尔兰作家格雷高利夫人的剧本《月亮上升》翻译、改编的舞台剧《三江好》。
1931年在南汇大团镇小学任教期间，创作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后经改编，广为流传。
1932年在上海新亚中学任教期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组织并主持“骆驼演剧队”，从事进步的学校剧运和工人剧运。曾在上海《晨报》、《民报》撰写戏剧、电影评论文章，并翻译介绍苏联的电影理论，如普多夫金的《电影演员论》、伊埃也托夫的《苏联电影艺术史》等。
1934年初，陈鲤庭任《民报》副刊“影坛”的特约撰稿人，为当时新兴的左翼戏剧、电影呐喊，并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1935年发表的《评〈娜拉〉的演出》一文，及时而又深刻地总结了当时左翼戏剧领导艺术上的成就。1936—1937年，他参加剧联领导的业余剧人协会和业余实验剧团，先后担任理事会理事兼秘书及演出部副主任，协调来自各方的进步剧人，推动了中国进步话剧运动在艺术上的成长。抗战爆发以后，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四队队长。1938年任旅川业余剧人协会理事兼导演，导演了《夜光杯》、《魔窟》、《钦差大臣》。1939年去宜川，担任第二战区“文抗话剧队”队长，导演了《魔窟》、《凤凰城》，至“晋西事变”前夕，匆匆离开。1940年冬回重庆，先后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编导，编着了中国电影第一部理论着作《电影规范》。1941年参加中华剧艺社为理事，并导演了《钦差大臣》、《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复活》、《大马戏团》等剧。特别是1942年，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艺术上的严谨不苟作风导演的郭沫若名作《屈原》，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舞台艺术的高峰。
抗战胜利后，陈鲤庭主要从事电影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继续电影工作外，1953年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重排话剧《屈原》，1959年为上影剧团、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了《大雷雨》。
陈鲤庭在戏剧和电影的理论研究上，是有建树的探索者开拓者之一。他的导演艺术于40年代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既大刀阔斧又精雕细琢，既善于导演夸张的喜剧，又善于导演严谨的正剧。
陈鲤庭是历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一日，女儿香姐正要提嗓，却因饥饿难熬，晕倒在地，老父即举起鞭子打她，观众中一名青年工人十分愤怒，大声高呼：“放下你的鞭子！”，夺下了老父的皮鞭，并加以指责。老父和香姐诉说了日本侵华、家乡沦陷等辛酸，全场感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激起观众的抗日救国情绪。
剧本运用街头卖艺形式演出，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借以揭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使观众认识到必须团结抗日才有生路。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广泛演出，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放下你的鞭子》，是我国着名的话剧，是抗战八年里演遍中华大地的爱国戏。如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年的时候，人们眷念着她。这出戏的场面给人的感受太强烈了，真个是激魂荡魄！
我是1937年、抗战前，在北平读书时，因着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邓力群的通知，我和我们全校分队的队员，前去参加“香山旅游”活动，首次看到这个动人心魄的革命广场剧的。
那时候，北京的春天风多风大，香山的天空却只有白云和蓝天。一群群救亡青年、民先队员的热情和昂扬的氛围，笼罩着香山苍翠的松柏。来自全北平市大、中学校的男女青年，聚集在山间密林。年轻人嘛！兴奋、奔放！在春的浓绿掩映下，和着春风，奏鸣大时代的救亡交响乐！
山脚下，一个绿荫覆盖着的场地上，传来声声锣鸣：哐、哐、哐！惊奇的人群，循声来到这里。只见一位老人，嘴上满是胡子，头上戴着秃毡帽，手上拿着铜锣，边敲打着、边引导着人们围成一个大圆场。他口里琅琅说着那时代卖艺人常要说的开场套话：“老少爷们！有钱的，帮个钱场子，没钱的，帮个人场子”。哐、哐、哐！……
把人群逐渐安定好，静下来以后。老人拿一把胡琴，拉起小曲儿来。他呼唤一个年纪轻、体形俏、面貌俊的姑娘：“来！你伺候老少爷们一个小曲儿，唱上一段！”他拉起琴曲，似泣如诉，幽幽咽咽。姑娘应声唱道：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忽然，姑娘剧烈咳嗽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唱不下去了。老人抱拳向四面观众哀求道：“这姑娘是我亲生女儿！我们是在东北沦陷后，逃亡到关内来的。没饭吃呀！她是饿的……”
群众一阵凄楚、一阵叹息，纷纷掏出些铜元往场心掷去，表示同情和支援。老人在作揖打躬，连连道谢之后，接着又操琴，又要小姑娘唱下去。几声琴音，几句叙唱，依然是姑娘因饥饿过甚，不能成声。
老人一再呵斥，他怒了，拿起长长皮鞭将女儿狠狠抽打。女儿柔弱不支，躺倒在地。……
忽听一声断喝：“住手！放下你的鞭子！”只见观众中，有二三个爱国青年，由于正义的热血全身涌动，愤慨地站起来，冲向场内，冲向老人，护住姑娘。全场惊呆！
姑娘边哭边诉，边护住老父，她说：“我们东北叫鬼子占领之后，可叫凄惨哪！无法生活，只有流浪、逃亡，无处安身，没有饭吃，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一时间，全场青年情绪鼎沸，像开了锅，激荡不已。不由得高呼起来：“我们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高吼声，震动群山，回荡高空。有如向苍天大地长吼！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出戏，始终以为是刚刚发生的一幕真人实事。无不心潮澎湃，义愤填膺！后来，才发觉这乃是一出广场话剧，一出旧瓶子装新酒的卖艺新剧。那扮演卖唱歌女的是市内一个中等学校的学生，才十九岁，名叫张瑞芳。她漂亮，唱得凄婉动人（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大演员）。那扮作父亲的老人，是大戏剧家崔嵬（前些年不幸逝去。是老党员，大明星，大导演。）。
这两位大艺术家，在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根据党的安排，先后参加抗日宣传团队，去了南方。
再后来，渐渐知道：《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前，由集体创作、大剧作家陈鲤庭执笔写成。
这部广场街头剧，愤怒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我初受《放下你的鞭子》的强烈感染和冲击，是50多年前，当时我正青春年华。我忘不了它的撼人心魄的力量。全剧流荡着爱国主义激情。
抗战期间，周恩来、郭沫若所组建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以此呼唤着中华国魂，从民族苦难深渊中、从民族被侵略的耻辱中，挺立起来！
她是中国话剧史上，一株艳丽的奇葩！
（作者：何启君）

3. 电影《妖猫传》值得看吗怎么评价

这部电影非常值得看。

作为陈凯歌精心筹备了六年的奇幻巨作，《妖猫传》在去年年末的上映，无疑为中国电影市场投下了一枚巨型炸弹。

电影改编自日本着名作家梦枕貘的《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四部曲）》。这套书大胆地利用李隆基、李白、高力士、安倍仲麻吕、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真实历史人物为衬托，讲述了因杨贵妃之死而引发的一连串奇幻的诡异事件，抒发作者本人的宇宙观，构成了一幅庞大的历史幻想画卷，是日本作家对中国大唐进行文学想象的一部重要作品。而电影在改编上大刀阔斧地对原着再次进行了重塑。

这几场戏的细节都叫人感慨——这个剧本在幽微的地方控制之出色，拥有了能让人分不清何为虚幻何为真实的笔触，又能在关键时刻把要探讨的东西和盘托出。

4. 常德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很多。如果你是想去逛街的话，当然是去步行街。其次就是沃尔玛。步步步高，肯德基那里有很多。还有一个电脑城。电影院。
安静一点的环境当然首选公园。公园有屈原公园18.31.7.1、路车都经过。诗墙公园沿着沅江而建。那里有很多的诗词。古诗词。现代诗词。都有。那里的柳树可能相对滨湖公园和柳叶湖来说少。不过风景还不错。我最赞的是屈原公园。树很大，很宽，很多可以歇息的地方，夏天在那里玩的时候很凉快哦。柳叶湖的公交只有38路。其实常德市武陵区就是这些了，另外肯定还有很多啦，市中心就这些啦。呵呵。。欢迎你来

5. 端午节将至，16部电影扎堆上映，你最期待哪部影片

端午节就快到了，大家是不是都要回家呢？因为端午节象征团圆的意思，也是屈原的节日，是要吃粽子。可能也有人因为自身原因不能回家，那么不回家的，我们就去看电影吧。在这个端午节快要到来的时候，有16部电影要上映了，这里面肯定有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16部电影主要有《超越》、《二哥来了怎么办》、《热带往事》、《狗果定理》、《潜艇总动员：地心游记》、《疯狂丑小鸭2靠谱英雄》、《乌海》、《饮料超人》、《你好世界》、《阳光姐妹淘》、《天堂电影院》等等。其中是不是有大家等待了好久的电影，这次终于可以趁着假期看个够了。16部电影扎堆在端午节上映，我最期待《阳光姐妹淘》这部影片。

长大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友谊就是即使不联系，也会把对彼此之间的思念都放在心上。

6. 端午节惠州各个电影院有什么电影看啊

楼上的说得对，千万不要看南京这样的片子，太沉重了；

动作，战争类的也是，女生会打哈欠的；

太过悲的爱情，有生死抉择的爱情也不要，要不然看完了女生问你有什麽看法，

答错了你就头疼去吧；（主要是答错了女生对你的印象可能会打折）

看喜剧的要注意不要笑得太厉害，不然女生觉得你像张飞的话......

如果看爱情的，看完后可以稍微模仿一下情节；还有要专心看，不然她问你情节

的话，只说“你的眼睛真漂亮”之类的可是不行的；

还有就是要确定那部电影她没看过，这个有脚指头想想都知道；

最后，要细心，注意每一个细节，要耐心，听她说，让她说，原因就不说了，真

的最后，让她保持开心，看喜剧吧。

《博物馆奇妙夜2》是来不及啦，看别的吧。

P S ：最好不要国产的，不是不支持，国产的比较有点低级趣味，而外国的不

管是什么片都有些爱情，比较适合。而国产适合跟同性的朋友看。

刚出的 --------《屈原》

7.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娱乐方式

可参考这篇文章

20世纪50年代海派文化的繁荣 -- 钱乃荣
谈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化的文章见得很多，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50年代的海派文化。本文试图回顾和追述50年代上海海派文化的真实面貌，探讨海派文化在50年代的繁荣及其后来急剧衰落的原因。
50年代的海派文化，既生根于三四十年代深厚的土壤，又加入一股清新奋发之气，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弘扬，在成熟中继续获得发展。50年代海派文化的特点是：散播面广，民间的参与度高，文化气息浓厚，群众热情高涨，中外元素渗透，雅俗共享同乐，表现了海派都市文化浓郁的上海和江南地方特色，与其他地区的乡土文化、京派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它是40年代上海文化的惯性延续，又是新生活时代精神的硕果，表现了富有活力、多样化争艳、市民化低圌价参与的显着风格。

具有近50年传统的上海电影文化在解放之初的上海，延续其欣欣向荣的势态。40年代布满上海街区的影戏院依然开放，又在劳动人民集中居住区域开设了新的电影院或电影放映场点，一些工人文化宫中也安排电影放映专场，电影的票价长期维持三角一张，这使电影的放映从解放前主要对象为白领等上层人士的娱乐迅速转变成完全市民性的娱乐活动。50年代观看电影的盛况在许多上海平民记忆中是十分有回味的。当时一般晚上都有两场“夜场电影”，工作之余，观众踊跃。各家电影院门口都成为市民人头攒动、黄牛活跃之地，甚至群众连夜排队购票，先睹为荣，看不到头轮放映的抢买第二轮影院较便宜的票的情形，屡见不鲜。上海电影制片厂内明星群集，有白杨、王圌丹凤、赵丹、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刘琼、石挥、韩非、顾而已等，导演桑弧、谢晋、郑圌君圌里等，都正值壮年，在生活安宁、地位提高的环境下，努力拍戏，演技臻于成熟。上海电影制片厂还一度分为“天马”、“海燕”、“江南”三个制片厂。当时，摄片仍多，题材丰富，如《乌鸦与麻雀》、《我这一辈子》、《为孩子们祝福》、《鸡毛信》、《渡江侦察记》、《山间铃响马帮来》、《金银滩》、《母亲》、《幸福》、《女篮5号》、《护士日记》、《海魂》、《家》、《祝福》、《李时珍》、《林则徐》、《不夜城》、《雾海夜航记》、《为了和平》、《铁窗烈火》、《罗汉钱》、《天仙配》、《追鱼》、《三毛学生意》等，均为上海生产的优秀电影。《铁道游击队》的《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女篮五号》中的《让青春闪光》，《护士日记》中的《小燕子》等以及当时重新播放的“五四以来优秀电影的插曲《天涯歌女》、《夜半歌声》，都成为广泛传唱的流行歌曲。《九九艳阳天》在1957年在上海被群众评为受群众欢迎的歌曲第一，公布时改为《社会主义好》第一，该歌第二。1957年举办过“亚洲电影周”，印度电影《流浪者》、《两亩地》成为热片，插曲《拉兹之歌》流行街头。大量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名片，也成为群众购票的热点，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等也引起轰动。在这个时期，青少年中掀起搜罗明星像片和剧照、电影说明书的狂热。1957年《上影画报》创刊，使读者更多地接触到演员形象和影片剧照，对新电影老演员有更多的沟通。中小学还组织一角钱一张票的星期天儿童场电影专场。上海人，从少年到老年，观看影片各取所需，都成为其主要的娱乐活动。
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产生、汇聚和迅速成熟起来的沪剧、越剧、评弹、浦东说书、沪书、上海说唱、滑稽剧、方言话剧、锡剧、甬剧、淮剧、扬剧等江南江北10多种戏剧曲艺，一起形成了繁荣的海派文艺。50年代戏剧、曲艺的民间化，达到登峰造极。解放初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戚雅仙的《婚姻曲》，沪剧《罗汉钱》、《大雷雨》等成为家喻户晓的戏剧，几乎人人都会哼上两句。戏剧、滑稽剧剧目和演出盛况不亚于40年代后期。书场遍布，评弹演出在城区的书场、郊镇的茶馆听众济济。从50年代初期一本很小的沪剧唱词选中可看到这一年的沪剧演出盛况：当时有艺华沪剧团的《刘巧儿》，努力沪剧团的《田菊圌花》、《姑娘的爱》、《翠岗红旗》，勤艺和艺华沪剧团分别演出的《小女婿》，上海沪剧团的《罗汉钱》，勤艺沪剧团的《红花绿叶》、《山野春晓》，爱华沪剧团的《母亲女人》、《幸福年》、《葡萄与嫁妆》，艺华沪剧团的《珍珠泪》，长江沪剧团的《沙漠情歌》、《活人塘》、《李二嫂》、《赵小兰》、《纺棉花》，建新少壮沪剧团的《恨海》，丁是娥蔡志芳唱的《小二黑结婚》，顾月珍唱的《纯洁的爱情》、《红香姑娘》，小筱月珍、王雅琴、丁是娥唱的《白毛女》，一下子涌现那么多的现代戏，各显神通。此外，还有旧戏王雅琴王盘声唱的《冲喜》，王雅琴小筱月珍的《寒梅吐艳》，邵滨孙石筱英、陈松麟筱爱琴唱的《啼笑因缘》，勤艺沪剧团的《方珍珠》，上海沪剧团的《大雷雨》，艺华沪剧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沪剧创新活力依然旺圌盛。一些解放前着名的文艺创作家迅速转行参加剧本音乐创作，因此50年代上海戏曲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创作剧本。如曾创作流行“时代曲”的许如辉投入了沪剧、越剧等戏剧的音乐设计，有《罗汉钱》、《为奴圌隶的母亲》、《少奶奶的扇子》、《妓女泪》、《陈化成》等；鸳蝴派文学家平襟亚等创作《十五贯》、《杜十娘》、《王魁负桂英》等长篇弹词，还写过不少优美的弹词开篇成为名篇；着名文学家苏青在尹桂芳所在的芳华越剧团担任编剧编写了《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越剧剧目。原在衡山路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聚集了黎锦光、严华等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名手精英，编辑了大量一流的戏曲、歌曲唱片，一元一张的“中国唱片”购圌买处成为各处新建的“新华书店”最热柜台，总是拥挤着试听和购圌买的人群。戏曲和歌曲唱片的大量发行和电唱机的出现，使原来只好在名贵的“留声机”里放唱的戏曲唱片很快在工厂播音室和民间家庭传播普及。无线电和唱片的影响，有力推动了民间的戏曲学唱运动。1956年在刚填没的棚户区臭水河“肇家浜”的一长条填土上，几乎天天有民间小剧组在群众围观中演戏，热闹非凡。不少青年也是追星族，剧场里各派粉丝追捧名角。爱好者学唱各派演员名唱腔唱得惟妙惟肖，他们就是如今公园里老年戏曲自唱活动的基本成员。一些名演员的最成熟唱腔都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几年奠定。1959年上演的沪剧《雷雨》汇集群星，唱腔各显春秋，成为沪剧里中外名着改编戏中最为成功的一部戏，也是各种戏剧改编曹禹《雷雨》最成功的一部。民间戏剧兴趣影响深远，直到中小学生，如1956年在市中心的向明中学大礼堂国庆联欢中，有高年级学生借来戏装演出的《梁祝十八相送》、滑稽剧《开无线电》。王安忆在她的长篇小说《富萍》中记述到在十分贫民化的地区街道组织晚上戏剧演出，此时争抢坐位的拥挤盛况，真比小菜场排队抢买黄鱼还要热烈。沪剧、评弹等的演唱活动还经常配合形势宣传在街头民间进行。
那时，上海私营书局密布、新华书店发轫初建，出版了大量的新书，读书气氛浓郁；遍及全市的“新华书亭”设立，对新文化的普及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如注音扫盲读本，大量的小人书连环画的涌现，苏联少年生活学习故事，各种童话故事，带来了新上海的蓬勃朝气。上海旧书店、旧书摊，旧报刊杂志，依然活跃，在国营的大型上海旧书店里，在深巷中民间开设的大量的旧书滩上，淘书之乐融融，像老城隍庙的旧书摊铺到1958年后还存在。它们对青少年人生及其海派意识的养成发生了极大的感染和影响。
50年代的新创歌曲，朴素无华而充满朝气，如：《歌唱二郎山》、《远航归来》、《勘察队员之歌》、《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草原之夜》等等。开国歌曲，如：王莘词曲的《歌唱祖国》，郭圌沫圌若词、马思聪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袁水拍词、瞿希贤曲的《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招司词、瞿希贤曲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马可词曲的《我们工人有力量》等，雄壮豪迈、大气从容。加上苏联歌曲，少数民圌族歌舞曲，传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催人振奋。在公园，在学校工厂，常常听到手风琴伴奏下的合唱声。西洋音乐、歌剧水准也都有提高，如1958年诞生的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着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融合了优美的越剧曲调创作的、中西合璧的顶级名曲。各地民歌、广东音乐、新奏乐曲如京调、紫竹调、花好月圆、少数民圌族舞曲等，汇成大流，在上海纷纷制成“中国唱片”，传播到全国各地。
50年代，集体舞盛行。这显然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从小学生起，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表演和跳舞，这些简单舞曲曲调轻松，活泼易学，如《集体秧歌舞》（简谱32 35 667 6）、《狂欢舞》（16 3, 24 3）、《蒙古舞》（55 55 3 5，5i 65 5 3）（66i 65 66i 6 5）、《匈牙利三人舞》（6 7 1 6 3 21 7 3）、《匈牙利集体舞》（311 11 43 2）《朋友舞》（5i ii 76 5，52 22 321）等，加上种种集体游戏活动，成为当年群众性文娱活动的主要形式，培养起一种人人参与的集体意识，陶冶了开放和活泼的性格。节日里有的学校大操场上，男女同学圈起两个大圆圈跳着5 i i，3 5 5的《青年圆舞》（王克伟编舞、陈天戈作曲）；1959年国庆十周圌年夜，在人民广场上有大型的集体舞狂欢，广播里播送着新创作的《祖国之春》（曾加庆作曲）和《友谊圆舞曲》。
50年代是一个崇尚班组集体友爱的年代。集体游艺，在工厂，在里弄，在公园蓬勃开展。比如在公园，每晨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曲”播出，许多群众以个人形式参与的早操活动自动展开，傍晚是少先队喇叭声响彻夜空，晚上是工会等组织的集体游戏活动，如“叫号”游戏，“传绢头”活动等等，形式内容多样，个个情绪昂扬。又加上新婚姻法颁布的巨大作用，青年人的个性获得一定的解放，上进心和友爱心增强。更令人神往的事，像夏天晚上争圈地盘在草地上观看露天电影放映的盛况，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狂欢的节日。
50年代，旧社会留下的私营溜冰场、落弹房、舞场、乒乓室依然存在，只是清除了黑社会势力，使这些场所变得安全清洁，票价便宜，使有兴趣者继续得到用武之地。穿着“小脚裤管花衬衫”或衣装头饰上标出新奇的“小阿飞”和玩技“懂经”、魅力独特的“老克拉”，依然十分活跃其中。
各区的“工人文化宫”开张，成为工人业余活动的最好归宿。其中的棋牌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都吸引了众多的中青年工人在文化上的参与，熏陶他们成为工厂中群众文化带头的活跃分子。每年一度举行的灯谜比赛（其中也有上海话谜面或谜底的灯谜）、书法、春联、都市摄影作品、漫画作品比赛等，造就了一批爱好业余生活的骨干。1958年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海青年宫和上海文化出版社还办过《游艺》杂志，推动市里群众性的多种花样的游艺活动的开展。除此以外，各区的区级图书馆也是中学生假日最好的去处，还有街道办的图书馆，有些重要文章都可以就近读到。
50年代，地区居委会组织的社区活动相当活跃，尤其是节日前后，里弄张灯结彩，各种彩纸灯笼迎风飘舞，各街道的挂彩也有竞争性。街道地区和居委会组织群众举行节日联欢文娱活动，有的盛况空前。如组织海派文艺的自唱自娱，请剧团来演戏。笔者儿时就挤在人堆中引颈观看过地区业余才子的变戏法、杂技表演和自排自演的多场沪剧《碧落黄圌泉》等演出，还有在一段国庆致词中将十几名地区活跃人士的人名嵌入其中，有奖猜名，至今印象深刻。五一、十一节日原来都有区游圌行，群众早早拿了椅子在弄堂口等候看游圌行。游圌行队伍十分活跃，各家公营私营的厂家纷纷展示自己单位的风貌，如仪仗队的暗地交劲争雄，还有秧歌、腰鼓、舞狮、踩高跷等民俗色彩的加入。
海派文化还有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世界”，一个是“新、老城隍庙”。那儿是两个民间神往的文化娱乐天地。50年代的上海，市民文化娱乐享受是多层次的全民行为，尚保留着40年代的底气。游乐分档次，各得其所，南京西路是最富阶层的购物吃喝、文化娱乐天地，南京东路层次稍低，一般市民可去“大世界”玩，票价便宜，贫民可去城隍庙游玩，不收门票。大世界一张低圌价的入场券可以观看各种舞台的戏曲和民间杂艺，城隍庙商场可以看活狲出把戏，珍奇的动物，买各种文化娱乐玩具，直到1958年以后城隍庙楼上还陈列“十八层地狱”、“黑、白无常鬼”整条阴界，还有算命测字摊，九曲桥畔那些旧书小店和旧书摊上，还能掏到各种踏遍铁鞋无觅处的书籍。不同兴趣和层次的群众娱乐，诸如养八哥、斗蟋蟀、玩小虫、种花养鱼，都可找到有权威性的购圌买处、自己去玩的场所和朋友。
公众娱乐的发达，与市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有关。在马路上走，常常会听到洋房里传出的钢琴声、小提琴声；到弄堂走走，晚上或假日会听到有的人家里聚集着同好票友拉京胡唱京戏，也有的人学越剧、沪剧名演员的腔调可以真假难辨。民间的自娱，内容也很广泛。市民的爱好多样化，如有各类收藏的专家布于市区各处。有的喜欢打猎，家里便收藏着名牌的猎圌枪，还经常出入中央商场、旧货商店等尚存的销圌售处。有的喜欢听听唱片，办家庭派对舞场，淮海路陕西路口还能买到外国唱片，或淘旧货。还有的人喜欢骑马，当时也能找到马场去“过念头”。
……

8. 30年代中国话剧有着长足的发展，请举例说明

上世纪40年代，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话剧演员，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相比解放后在银幕上的李双双这样的角色，张瑞芳最喜欢的，还是那时她在重庆舞台上出演的《北京人》里面的愫芳，《家》里的瑞钰，《屈原》里的婵娟。采访时，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瑞芳已经89岁，却依然能用非常诙谐的口气说:“那时候我是‘青衣’，解放后变成了‘刀马旦’。”张瑞芳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画的就是她当年出演婵娟的样子。

屈原》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隆重上演。……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刻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吼声。这一轮的首轮公演，观看人数即达30万人次。”

《屈原》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着名的“雾季大公演”的高潮。无论从哪方面看，“雾季大公演”都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雾季”，原本是重庆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云雾笼罩。抗日时期，这个特殊地理反而成了天然的防空网，日军空袭减少。张瑞芳回忆说，刚到重庆时，大家不知道日军空袭的规律，演出往往被迫中断。焦晃看到过的那出戏，名字的确是《国家至上》。有一次演出《国家至上》时候，就遇上了空袭，剧院化妆间被锁上，演员们只好跑到剧院卖点心的柜台前，用点心上的奶油卸妆。后来发现了“雾季”的规律，就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由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云集了国内一些着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在张瑞芳的记忆中，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就包括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着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着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等，着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金山、陶金等。每到雾季，重庆“100多出中外剧目轮流上演，不带重样的”。重庆也是当时剧作家的丰产地。如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阳翰笙则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3部历史剧。“雾季大公演”还直接带动了当时戏剧界的理论发展，当时导演史东山在创作期间写出了学术论文《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的比较论》，提出: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意识”与“下意识”要辩证统一，不可偏废。一年后，斯氏《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出版了全译本。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戏剧界争相一读的热门书。

舞台也是战场

从题材上来看，“雾季大公演”的剧目，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戏剧，题材上大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的剧目。事实上，“雾季大公演”中演出的剧目，当年是“左、中、右”都有，也有演出莎剧的剧团。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的确都是宣扬爱国、爱民族的、抗日救亡的更受欢迎。

采访中，张瑞芳对“当时除了抗日救亡的剧团和剧目，其他剧团和剧目的情况”的问题，显得不屑一顾:“当时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群众就爱看抗日救亡的戏。”

不说观众，演员们自己都有一本血泪账。张瑞芳的父亲原本是北伐战争中的将领，1928年徐州战役中被迫饮弹自杀。张瑞芳的弟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去了晋察冀边区，在那里牺牲了。张瑞芳说，接到弟弟死去消息时，她正在后台化妆间准备上场，那一场，她把对弟弟的感情全部都演进了戏里。

张瑞芳那时演出的角色，比如愫芳、瑞钰、婵娟，都不幸福:愫芳走了，瑞钰死了，婵娟自杀了。张瑞芳说记得那时候她问过郭沫若，婵娟为什么一定要死？郭沫若说，越是美好的东西，它的毁灭就越会引起观众的悲剧感，让观众对黑暗的制度产生愤恨。《屈原》是历史剧，但所有参与演出的创作人员都明白《屈原》是借古讽今。郭沫若自己就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外吹嘘些新生命进去。”《屈原》首轮演出结束后，当时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大骂演出人员:“什么叫做爆炸，什么叫做黑暗！你们这是造反。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1942年6月，《屈原》在重庆被禁，剧团转到北碚演出。而对于瑞钰的死，曹禺的解释是:“从结婚到死，完成了封建婚姻的全部使命。”

在雾季大公演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各种话剧演出的常客。张瑞芳说，那时，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夫妇经常请演员吃饭。
有时周恩来也会直接介入到剧本创作中。《棠棣之花》中，春姑摘桃花送行的动作和台词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下来的。1941年12月15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对《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这个“字句上的斟酌”，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2000余字。

1942年10月17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国泰大戏院公演。这是夏衍到重庆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周恩来三次看了该戏的演出。周恩来提出，在“雾季演出”中，进步戏剧界与国民党当局，不只是一味地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需让步时也做出让步。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了蒋介石，剧中士清宫的地名也疑为指蒋介石住处上清寺，禁演了该戏。后经阳翰笙、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由剧团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去掉一些露骨的影射蒋介石住处，让该戏得以与观众见面。

1942年春，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着重抓了一些优秀剧目。”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席间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张瑞芳说，自己在当时其实是“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重庆很多演剧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统管的文艺团体的成员，生活上有保障，业余组织演出进步戏剧。张瑞芳1939年秘密入党，1940年4月进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管辖下的“怒潮剧社”扩大而成的“中国万岁剧团”。1941年，她已经在组织安排下退出剧团，成为一个表面上不问政治的“闲人”，继续留在重庆舞台。

“雾季”之外的“苦干”与“战斗”

“皖南事变”后，张瑞芳一直争取要去延安。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延安。”在她眼里，欧阳山尊就是那个幸运儿。

2007年，欧阳山尊已经97岁了。话剧百年的庆典上，他坐着轮椅上台，朗诵鲁迅的《过客》。朗诵结束，他居然从轮椅中站起，正步走下舞台。年轻的话剧演员到后台来对他竖大拇指:还是您最棒。

张瑞芳等人活跃在重庆舞台上的时候，欧阳山尊正率领着一支名叫“战斗”的剧团，在敌后边区各个空隙地带打游击。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后来过继给了欧阳予倩。1907年6月，欧阳予倩与李叔同、曾孝谷等日本留学生演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大戏: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欧阳山尊学生时代曾作为欧阳予倩的助手，参与了《雷雨》、《日出》、《油漆未干》等剧的演出。1938年，欧阳山尊参加抗日演剧救亡一队，自上海奔赴延安。1939年，欧阳山尊由抗大奔赴前线，在120师“战斗”剧团工作。1941年加入“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开展文艺宣传。“那时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上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到村里找一个庙台，把夹被当幕布挂起来，集合群众就开始演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欧阳山尊、严寄洲、苏民、石维坚、宋戈、陈大林、王大年、澹台仁慧等老话剧人重排了60年前他们在敌后演出过的话剧:《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粮食》等等。这些话剧都是独幕剧，比较短小，是为了适应当年在战争时期的节奏。欧阳山尊说，当年“游击”剧团的戏，都是根据当时敌后发生的事情而改编，和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极其紧密。欧阳山尊说，一次，他在转移的路上，听到一个老百姓讲了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的儿子不慎打死了一条日本人的狗，狗的主人竟然掏出手枪把这个男孩打死了。这个人从此不再为日本人做事。欧阳山尊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出戏《人不如狗》，号召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速排速演，当场见效，是话剧在上世纪40年代能够胜出别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战、进步的根源——不仅仅是在国统区、边区，也在上海这样的沦陷区。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1943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内笑声不断，广告称看该剧会“狂笑105次，大笑608次，傲笑201次”。这是当年黄佐临导演的《梁上君子》。在这出戏中，黄佐临首次在中国引进了“闹剧”形式。

1937年，黄佐临自英国回国，起先在大后方教书。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说，钱钟书的《围城》中，一群小知识分子在“三闾大学”教书的故事，很多细节就来自于黄佐临的经历。黄佐临1938年到1939年在重庆的国立剧专教书，于1940年回到“孤岛”时期的上海。对于他回到上海的举动，黄蜀芹的解释是:“他想抗战，但是后方没有抗战的气氛。”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剧研究学者邵迎建则认为，他的回来，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派遣。因为他回上海时，拿的是曹禺的介绍信。

黄佐临在话剧史上被重点提到的，是1962年他发表的《我的戏剧观》。在当时，他非常大胆地提出了要突破斯坦尼体系的单向艺术观，向中国戏曲美学学习“写意”。在中国话剧史上，他的观念被称为“写意戏剧观”。

黄蜀芹认为，当时的进步话剧人普遍受到“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而对黄佐临影响最大的则是萧伯纳。黄佐临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把剧本寄给萧伯纳，竟然收到了萧伯纳的回信。萧伯纳在信中写:“易卜生不是易派，他是易卜生;萧伯纳不是萧派，他是萧伯纳。如黄想有所成就，他就切勿做个门徒。”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撰文《易卜生主义》，推崇易卜生戏剧中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的部分。文学青年中一时以“易卜生主义”为时髦。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而曹禺写作《雷雨》时，从结构上直接使用了易卜生“客厅剧”的手法。

易卜生一生的创作风格很多样，但中国话剧人独独推崇和学习其中“社会问题剧”的一部分，是有中国的独特背景的。愉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以《WM》、《那年冬天》等作品成为目前上海话剧界最重要的编剧之一。最近他正在为“中国话剧百年”重新编写《黑奴吁天录》。在研究1907年版的《黑奴吁天录》时，愉荣军发现:“中国话剧的很多特质，其实是从诞生就开始了的。”这些特质主要包括:贴近时事、对话为主、现实主义题材和创作手法，以及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愉荣军指出，斯托夫人的原着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美国人的南方记忆、成长主题甚至种族和解的思想等等，但是“春柳社”的成员着意只突出了其中关于“黑奴”的部分。“这是和1907年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相结合的。”愉荣军说。

事实上，黄佐临的创作也很现实主义。1941年夏，黄佐临等剧人曾组织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边城故事》等剧目。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进入全部沦陷时期，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戏剧团体是黄佐临的苦干剧团。1942年初夏，“苦干”和上海艺术剧团合作，用“上艺”的名义，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秋海棠》、《大马戏团》、《荒岛英雄》，取得了极大成功，石挥因饰演秋海棠、慕容天赐，显示出性格演员的独特光彩，被誉为“话剧皇帝”。1943年10月，苦干剧团的名义正式对外，在巴黎大戏院坚持演出到1944年底，期间演出剧目如《梁上君子》、《视察专员》、《金小玉》、《林冲》、《云南起义》、《舞台艳后》、《乱世英雄》、《夜店》等，都是黄佐临导演。

在学者邵迎建看来，黄佐临和苦干剧团这一时期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邵迎建搜集过很多这一时期的资料，资料显示，日军在占领上海后，有意推动一场“电影战”。今村太平在1942年的《战争与电影》一书中曾写道:“要东亚10亿民众共同阅读一本书是极其遥远的事，而要他们联合在一个理念下，朝一个高处奔走却是当务之急。显而易见，此时电影的作用就有着过去从没有过的重要。”今村太平显然认为话剧不是他理想的武器，因为“电影与戏剧的差异是机械业与手工业的差异”。所以1942年，日本将上海原来的11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中联”电影公司，但对话剧界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因为在1941年底，上海“舞场与电影院为38家，越剧场与书场为15家……话剧场与申剧场为4家”。话剧票房还不到电影票房的一成。所以当时很多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的电影人，都纷纷辞职去演出话剧，反而带动起了上海话剧的繁荣。

苦干剧团与重庆和延安的同行最大的不同，在于黄佐临等做出的商业话剧的尝试。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团是有出资人的。苦干剧团的成员原本属于黄金荣的孙子黄荣伟组织的“荣伟公司”。后来荣伟公司解散，“苦干”转投建筑商傅如珊投资的CZC娱乐有限公司。所以苦干剧团是非常注意剧场票房的，“苦干”也有《金小玉》这样强烈针对政治的戏，但更多是《梁上君子》这样把思想化入笑声的，能吸引观众的戏。对于沦陷时期上海话剧的商业化，李健吾认为:“当时内地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如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就只有和敌伪汉奸勾结而政治化了。”对于这种商业化，中国共产党当时是默许的。黄宗英回忆:“当时党给我们这个剧团有指示，要拢住这个剧团，不要放弃这个阵地。要团结这一批人，可以演些儿女情长、风花雪月、无伤大雅的戏来保好戏。”而研究者邵迎建也认为:“在政治权力膨胀的年代，恰恰是商业化能够打破政治特权，为无权民众谋得一条生路。从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立场出发，有产者会比无产者更为积极——因为他们失去的并非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