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對香港新電影的認識

㈠ 求一篇原創分析香港電影新浪潮的 可以主要寫杜琪峰得一些電影 比如槍火 放逐。還有徐克。

哥們5分一般沒人幫你寫 給你點題材自己抄點 再加點自己的觀點 湊輻輳付吧
香港新浪潮電影的源起是一班在電視台出身的年輕導演各自開始拍攝風格新穎的電影。197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涌現出章國明的《點指兵兵》、徐克的《蝶變》、許鞍華的《瘋劫》和翁維銓的《行規》。而在1978年，嚴浩拍攝了《茄喱啡》。1980年，譚家明拍攝了《名劍》。
到如今一直堅持拍片並且占據主流電影位置的可能只剩下徐克和許鞍華了。那些曾經心懷電影夢的年輕導演的離開或淡出，多少勾勒出香港電影這些年從蓬勃走向低谷的一個走勢。二十多年後，聽聽他們如何看待香港新浪潮，或許能使我們更多了解香港電影商業類型表象之下的豐富內涵。
徐克：新浪潮這個帽子太大 新浪潮代表作：《蝶變》、《第一類型危險》 我們當時在電視台分了幾批，許鞍華、嚴浩、譚家明屬於另一組，我們很少會碰上面。那時有一群人是新浪潮的，我們每個月都要一起吃頓飯，談談彼此的經歷。
「新浪潮」這個名字對我們來說帽子太大了，我們戴不上，因為我們都知道新浪潮是法國的電影運動。香港的新浪潮具體的定義是怎麼樣的我們也沒有一個理論，只是當時有一群從電視台出來的導演，共同的朝一個方向走，這群人就叫做新浪潮了吧。新浪潮的導演來源也很多，有本地的，有國外的，拍各種片子的也都有。當時有記者問我們怎麼定義，我們也不知道，後來就是指這一段時間出來的導演，在電視台裡面做過後來從事電影導演的一批人。
嚴浩：人逃不出命運的安排 新浪潮代表作：《茄喱啡》、《夜車》、《公子嬌》 當時我苦於無機會當導演，在替許鞍華等人執導的《奇趣錄》寫劇本，一天許鞍華忽然叫我替她拍攝一個單元，原來是拍攝生產十字牌牛奶的修道院，因為那裡是女子禁地。我當然答應了，所以可以說是許鞍華升我為無線的導演的。
對我來說，我頭三出電影都是習作，因為當時還未很了解商業因素，藝術的修養亦未到家。直至我剛完成《太陽有耳》的劇本時，我才驚覺之前幾出電影都是講我對命運的看法，反映了我的思想狀況。由最初三部《茄喱啡》、《夜車》和《公子嬌》的「人是逃不出命運的安排」到《天國逆子》講人是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任的，及至《太陽有耳》更進一步提出人是可以掌握命運的，我發現原來我已經解放了自己。
方育平：電視台是我們的少林寺 新浪潮代表作：《半邊人》、《父子情》 若說新浪潮電影的導演與當時大片廠的導演有任何不同的話，那也只是各人的喜愛、修養、關懷有所不同。我們那班導演最大的共通處，是大家曾在電視台工作過幾年，可以說電視台是我們的少林寺，要打出木人巷才能正式「下山」投身電影圈。剛巧那時候邵氏等大片廠正處於低潮，這樣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趁勢而起。
我認為「新浪潮」的定義是一群年輕人參與製作電影，並且由於他們的參與而為電影界帶來一番新的氣象，與前一輩的作品有所不同，這就是新浪潮。在這樣的定義下，新浪潮電影並不只局限於我們那一輩，而是不斷在出現的，所以我認為這浪潮並未結束，而且永遠也不會結束。
余允抗：香港電影要走國際化 新浪潮代表作：《山狗》、《凶榜》、《師爸》 進入大學時，我報讀了UCLA電影系。進去後認識一些朋友，遇到南加州大學的劉成漢、劉國昌、方育平，那時候便感覺到念電影系不再孤獨。畢業後遇到了胡金銓，參與他創作《華工血淚史》的劇本。
在新浪潮導演群中，我覺得自己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這么多次拍電影，我都有很強的自主性，沒有人干涉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缺乏一個強勢的人幫我分析問題，時常陷於死胡同中，在牛角尖里鑽。覺得自己在電影界再無可為的時候，便離開電影圈。現在我看電影圈，覺得自己已很難回去，因為自己已失去熱情，而大家也失去了熱情。香港電影的出路，是要走國際化，拍可以讓全世界觀眾看得明白的電影。
劉成漢：推動香港電影發展 新浪潮代表作：《慾火焚琴》 新浪潮電影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絕大部分的導演都是在本土成長的，他們的少年時代都是在香港度過，不像老一輩的導演如李翰祥、胡金銓、張徹等是來自內地。由於新浪潮導演是屬於本土成長的一代，所以他們的關懷是本土的、城市的。這不能說是革新，但卻絕對是一種轉變。
上世紀70年代中、末期，香港的電影工業正處於低潮，李小龍死後，香港影壇已再沒有人能吸引觀眾入場看電影。新浪潮的出現令電影工業邁向專業化，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應付了一次危機。至於在藝術成就上，香港的新浪潮並不能與歐美的相比，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浪潮導演從未走出商業類型片的框框，他們是對商業電影作出改良，而非革命。
許鞍華：沒有一股團結的力量 新浪潮代表作：《瘋劫》、《投奔怒海》
如果我們當時能有一個共識，或者大家一起合作，將這件事變成一種在經濟上與藝術上可行的東西，即團結性的東西的話，我相信會好很多。因為搞電影並不只是拍東西，搞電影是一個文化形態，需要將這件事系統化及企業化，將經濟結構與製作結構的系統弄清楚。我們沒有將它變成一套製作的方式，亦沒有團結的力量，最多是大家不會互相鬥爭，但肯定就沒有合作。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
（以上文字整理自香港臨時市政局主辦的第二十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編印的《香港電影新浪潮———二十年後的回顧》一書，特此感謝。）
(張文伯/采寫)
■回眸
「早熟遲發」的一群電影人 香港「新浪潮」這個名稱到現在沒有很明確的出處，但明確的一點它同「法國新浪潮」一樣最早是由報界提出的，由香港的嚴肅電影學術刊物借用「新浪潮」這個名稱。而有意思的是這些電影人並不承認和認同「新浪潮」這個稱呼，他們都有自己的合作群體和拍片思路，相互之間的影響並不大。
這些影人中許鞍華的電影悲劇美學的力度最深，她在傳統題材上探討新的東西，在外國電影的經驗上發掘屬於本土的東西，尤其從《投奔怒海》中能夠很強烈感受到；而徐克的《蝶變》是把舊式武俠片類型推到未來世界，但又不是西方科幻電影的方式，他把武俠片放在了一個「不存在的時空」里，後來他一直對於這種嘗試有延續；方育平繼承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那種「寫實主義」，在劇情外放入歷史反省，《父子情》、《半邊人》、《美國心》都有他把藝術與人生放在一起思考的夢想，這在以前的粵語片中是沒有的；嚴浩是他們幾個人中最有中原情結的，從1978年的《茄哩啡》到1984年《似水流年》再到1990年的《滾滾紅塵》，他似乎摸索了很久才有一些結結實實的作品出來。
有意思的是這些導演雖然從70年代後期就開始拍片，但影響力反而在80年代中期才體現出來，「早熟遲發」這個詞比較合適很早就成熟、但很久才發揮出影響力的他們。後來深受他們影響的關錦鵬、王家衛等人也出來拍片，他們脫胎於「新浪潮」，這就是第二波了。[口述：羅卡（香港資深電影文化研究學者）] （張悅/采寫）

電影筆記 不一樣的香港新浪潮
從整個電影史來看，幾乎每個國家的電影革命，都是因其電影的「新浪潮」而得到飛躍，例如由特呂佛、戈達爾等掀起的法國電影新浪潮，或者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都是電影發展的革命轉折。相比之下，由1979年開始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顯然無法與上面所述的「電影革命」相提並論，充其量只是港產商業電影的一次改良運動而已，但它仍然值得被記錄於中國電影的史冊，原因在於它多少扭轉了一些香港電影的創作方向，並為香港電影之後幾年進入全盛期做了准備。
現在看來，香港的新浪潮無疑是香港電影最具激情的一頁，但由於它的短暫，以及特殊的時代背景，因此起到的歷史作用更多的是一次有規模的人員洗牌和技術改良活動。當時香港的新浪潮並不像其他國家的電影運動那樣有組織和前兆，而是毫不自覺地發動起來的。香港電影當時的衰落，是因為香港電影長期以來被邵氏、國泰等大公司壟斷，電影技術的革新非常緩慢，類型單一，文化和藝術成就不被重視等等所困。這股新浪潮的出現，使大量熱愛電影的青年投入其中，他們的共通點是大膽地引入西方電影的技巧和影視理念，並敏銳地關注現實，在香港本土類型題材的基礎上注入了當代都市意念。
新浪潮是一次整體創作者登上電影舞台各展所能的運動，除了徐克、許鞍華，還包括關注現實的方育平（《父子情》），探索武俠電影的譚家明（《名劍》），氣氛營造一流、涉足大膽題材的麥當雄（《靚妹仔》），構思奇異劍走偏鋒的黃志強（《打擂台》），關注灰色地帶邊緣人的章國明（《點指兵兵》）等等，當時的一些編劇、副導演如關錦鵬、王家衛、陳嘉上、張堅庭等在後來逐漸蛻變為重要的電影作者，正是他們的百花齊放，令香港主流電影的類型片得以發展。
回望新浪潮的鼎盛，也自然讓人反思香港電影的現狀，港產電影的衰敗如今已是有目共睹，好電影的缺乏其實也就是好作者匱乏的直接反映，特別是剛過去的2004年，除了杜琪峰不厭其煩地以作品與同道共勉，和偶爾慘不忍睹的商業妥協，以及周星馳《功夫》獨孤求敗似的寂寞，港產電影連熱門的話題都無處尋覓。看來，香港電影該是迎接下一個浪潮的時刻了

㈡ 關於香港電影新浪潮

香港電影懷舊篇之－－1979-1983年的香港電影新浪潮：短暫的激情

1979-1983年徐克、許鞍華、方育平、嚴浩等人掀起香港電影新浪潮
香港新浪潮電影的源起是一班在電視台出身的年輕導演各自開始拍攝風格新穎的電影。197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涌現出章國明的《點指兵兵》、徐克的《蝶變》、許鞍華的《瘋劫》和翁維銓的《行規》。而在1978年，嚴浩拍攝了《茄喱啡》。1980年，譚家明拍攝了《名劍》。

到如今一直堅持拍片並且占據主流電影位置的可能只剩下徐克和許鞍華了。那些曾經心懷電影夢的年輕導演的離開或淡出，多少勾勒出香港電影這些年從蓬勃走向低谷的一個走勢。

徐克：新浪潮這個帽子太大

新浪潮代表作：《蝶變》、《第一類型危險》

我們當時在電視台分了幾批，許鞍華、嚴浩、譚家明屬於另一組，我們很少會碰上面。那時有一群人是新浪潮的，我們每個月都要一起吃頓飯，談談彼此的經歷。

「新浪潮」這個名字對我們來說帽子太大了，我們戴不上，因為我們都知道新浪潮是法國的電影運動。香港的新浪潮具體的定義是怎麼樣的我們也沒有一個理論，只是當時有一群從電視台出來的導演，共同的朝一個方向走，這群人就叫做新浪潮了吧。新浪潮的導演來源也很多，有本地的，有國外的，拍各種片子的也都有。當時有記者問我們怎麼定義，我們也不知道，後來就是指這一段時間出來的導演，在電視台裡面做過後來從事電影導演的一批人。

嚴浩：人逃不出命運的安排

新浪潮代表作：《茄喱啡》、《夜車》、《公子嬌》

當時我苦於無機會當導演，在替許鞍華等人執導的《奇趣錄》寫劇本，一天許鞍華忽然叫我替她拍攝一個單元，原來是拍攝生產十字牌牛奶的修道院，因為那裡是女子禁地。我當然答應了，所以可以說是許鞍華升我為無線的導演的。

對我來說，我頭三出電影都是習作，因為當時還未很了解商業因素，藝術的修養亦未到家。直至我剛完成《太陽有耳》的劇本時，我才驚覺之前幾出電影都是講我對命運的看法，反映了我的思想狀況。由最初三部《茄喱啡》、《夜車》和《公子嬌》的「人是逃不出命運的安排」到《天國逆子》講人是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任的，及至《太陽有耳》更進一步提出人是可以掌握命運的，我發現原來我已經解放了自己。

方育平：電視台是我們的少林寺

新浪潮代表作：《半邊人》、《父子情》

若說新浪潮電影的導演與當時大片廠的導演有任何不同的話，那也只是各人的喜愛、修養、關懷有所不同。我們那班導演最大的共通處，是大家曾在電視台工作過幾年，可以說電視台是我們的少林寺，要打出木人巷才能正式「下山」投身電影圈。剛巧那時候邵氏等大片廠正處於低潮，這樣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趁勢而起。

我認為「新浪潮」的定義是一群年輕人參與製作電影，並且由於他們的參與而為電影界帶來一番新的氣象，與前一輩的作品有所不同，這就是新浪潮。在這樣的定義下，新浪潮電影並不只局限於我們那一輩，而是不斷在出現的，所以我認為這浪潮並未結束，而且永遠也不會結束。

余允抗：香港電影要走國際化

新浪潮代表作：《山狗》、《凶榜》、《師爸》

進入大學時，我報讀了UCLA電影系。進去後認識一些朋友，遇到南加州大學的劉成漢、劉國昌、方育平，那時候便感覺到念電影系不再孤獨。畢業後遇到了胡金銓，參與他創作《華工血淚史》的劇本。

在新浪潮導演群中，我覺得自己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這么多次拍電影，我都有很強的自主性，沒有人干涉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缺乏一個強勢的人幫我分析問題，時常陷於死胡同中，在牛角尖里鑽。覺得自己在電影界再無可為的時候，便離開電影圈。現在我看電影圈，覺得自己已很難回去，因為自己已失去熱情，而大家也失去了熱情。香港電影的出路，是要走國際化，拍可以讓全世界觀眾看得明白的電影。

劉成漢：推動香港電影發展

新浪潮代表作：《慾火焚琴》

新浪潮電影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絕大部分的導演都是在本土成長的，他們的少年時代都是在香港度過，不像老一輩的導演如李翰祥、胡金銓、張徹等是來自內地。由於新浪潮導演是屬於本土成長的一代，所以他們的關懷是本土的、城市的。這不能說是革新，但卻絕對是一種轉變。

上世紀70年代中、末期，香港的電影工業正處於低潮，李小龍死後，香港影壇已再沒有人能吸引觀眾入場看電影。新浪潮的出現令電影工業邁向專業化，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應付了一次危機。至於在藝術成就上，香港的新浪潮並不能與歐美的相比，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浪潮導演從未走出商業類型片的框框，他們是對商業電影作出改良，而非革命。

許鞍華：沒有一股團結的力量

新浪潮代表作：《瘋劫》、《投奔怒海》

如果我們當時能有一個共識，或者大家一起合作，將這件事變成一種在經濟上與藝術上可行的東西，即團結性的東西的話，我相信會好很多。因為搞電影並不只是拍東西，搞電影是一個文化形態，需要將這件事系統化及企業化，將經濟結構與製作結構的系統弄清楚。我們沒有將它變成一套製作的方式，亦沒有團結的力量，最多是大家不會互相鬥爭，但肯定就沒有合作。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

㈢ 什麼是香港新浪潮電影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電影界涌現一批新銳導演，有許鞍華、徐克、嚴浩、譚家明、方言平等。他們當時的年齡平均不過三十歲，都先在電視台實戰磨煉兩三年後，繼而不約而同地投身電影工業。短短數年間，這批新導演及其作品，以銳不可當的氣勢，在電影圈掀起一股巨浪，為正處於低潮的香港電影業注射了強心劑，開拓了前所未見的新局面。當時的媒體稱之為「新浪潮」。

㈣ 什麼是香港電影的新浪潮運動有什麼新的內容

新浪潮是將電影與商業結合的一個新的電影風格。
1979年是香港電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開始。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投電影圈，他們包括徐克、許鞍華、章國明、譚家明、嚴浩、余允抗等等，他們本著對電影的熱誠，及年輕人特有的創意和社會觸覺，拍出不少充滿個人色彩的電影作品，為香港電影打開嶄新的一頁。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瘋劫》(許鞍華執導)、《蝶變》(徐克執導)、《點指兵兵》(章國明執導)。其後這批或在外國學習電影，或在電視台少林寺出身的年輕導演繼續拍攝了一部又一部風格化的電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邊人》(1982)、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1980)、譚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數十部作品，都很能表達這些導演對當時社會氣象的感覺及情懷。 雖然這些新導演全被以「新浪潮導演」之名，但事實上，他們每一位的作品都極富個人色彩，並沒有陷入香港電影類型化的傳統模式。許鞍華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銳；徐克有一股神經質的張力；方育平作風朴實，真實感濃厚；嚴浩浪盪於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間；譚家明走中產美學；章國明擅拍警匪片等等，這些特質都體驗到新浪潮電影的「作者論」美學。 「新浪潮」標志著香港電影與上一代中國本位粵語片的決裂。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往往背負著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創新；而「新浪潮」電影則帶有濃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強烈的本地感性；這跟導演們於香港成長、受西方教育很有關系。

㈤ 對香港電影的感想800

1909年，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俄裔美國人賓傑門·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在香港攝制故事短片《偷燒鴨》，導演是香港人梁少坡，布拉斯基充當攝影師，演員有梁少坡、黃仲文及黎北海，全片皆在香港拍攝及香港人參與創作.另外還有另一部故事片就是是《莊子試妻》（1913年），此片由華美影片公司（Chinese American Film）出品。從此香港電影就產生了。
1930年代初期，有聲電影開始流行，黎北海的中華於1933年先完成一部局部粵語對白電影《良心》（白玉堂、唐醒圖），同年9月20日公映香港製作首部全粵語對白電影《傻仔洞房》（廖夢覺、楊倩儂）。
1934到1936年香港的電影製作公司數量倍增，以香港為基地大量拍攝粵語電影，成為香港電影的第一次繁榮期。
1940年-1960年代
戰後，資金和人材不斷從中國流入香港，令香港工業蓬勃發展，香港電影業也不例外。國共在1946年再開戰(國共內戰於日本侵華期間休戰)和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獲得勝利，都令資金和人才大量湧入香港．華語電影中心也因此南移至香港。另一方面，香港大量出口電影至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有大批中國僑民聚居的地方）和西方國家的唐人街（Bordwell，2000）。
隨後香港電影雙線發展：粵語電影和國語電影，由於當時香港電影配有英文字幕，是香港電影的發展更為快速。
盛世(1980年代早期－1990年代)
港產片於70年代播種，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早期豐收：廣東話的獲勝、新式的電影院誔生、東亞市場的超強地位、和西方對香港電影的關注。
新藝城與德寶的興起
到了八十年代，邵氏漸漸退出電影製作。以九龍巴士雷氏家族為首的金公主影線，拉攏奮斗公司的黃百鳴、石天、麥嘉改組成新藝城公司，新藝城在1982年的最佳拍檔大收旺場，擊敗了嘉禾的龍少爺，於是嘉禾領先的優勢被新藝城所威脅。新藝城製作了最佳拍檔系列、英雄本色系列等知名的電影。在整個八十年代風光一時。
香港電影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功夫，代表人物有成龍，李小龍，李連傑，喜劇：周星馳，曾志偉，文藝：張曼玉，張國榮，
國際市場
當時，香港電影工業是少數之一，在面對好萊塢日益壯大的全球影響力下仍然能夠茁壯成長的。事實上，香港電影在香港及其鄰近地區中擁有媲美好萊塢的支配地位。不論戲院還是影帶店，像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韓國，這些地區的觀眾一向是香港電影的重要市場，而且現在香港電影比之前更受歡迎。台灣已成為起碼其中一個如同本地般重要的香港電影市場；在90年代初，一度蓬勃發展起來的台灣電影工業，在香港進口電影突擊猛攻之下，幾近滅絕(Bordwell，2000)。在日本，他們的電影業已高度發展，資本亦比香港充裕，日本觀眾又酷愛美國電影，香港電影只得到較少立足點，即使如此，異常地，成龍在日本廣受歡迎。
近乎偶然，建基於從70年代的功夫熱得來的注意力，香港也能伸展更遠，到達西方。香港電影在唐人街的電影院放映或在影帶店租售，令到西方的電影文化人有機會接觸香港電影，從而被當中的「異國情懷」吸引。在隨後的時代逐漸浮出到更廣大的大眾文化之中。
年代中期至今，電影業處於危機中
在 20世紀90年代，香港電影業由盛轉衰，而且一直未能復甦。2003年是香港電影業最黑暗的一年。除了經濟繼續低迷之外，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又稱非典型肺炎、非典、沙示、SARS)病毒爆發，使許多戲院空空如也，並令電影製作停頓四個月; 該年只共拍攝54部電影 (Li，2004)。香港的兩位著名歌手兼演員──張國榮(46歲)和梅艷芳(40歲)──的死，對電影業更是雪上加霜。
著名的香港演員
張國榮，代表作：《英雄本色》、《倩女幽魂》、《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東邪西毒》、《春光乍泄》
周星馳，代表作：《功夫》《喜劇之王》《大話西遊》《九品芝麻官》《食神》
周潤發，李小龍，成龍

㈥ 香港電影的特點

香港的製片模式、專業分工、組織結構雖比中國大陸、台灣完善，但較之好萊塢仍顯得隨意機動，工業化程度遠不夠嚴密有序。首先，按照好萊塢的工業規則，電影一旦開機便
需按部就班，不能隨意更改劇本、變動進度。然而香港的電影導演比如徐克、杜琪峰等，他們的拍攝方法卻大不相同：在保證按時交片的前提下，現場即興發揮、隨拍隨改、有時停工，有時趕拍。這種做法恰恰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最正常的作風習慣。同時，香港盡管也有不少以導演強勢創作著稱的影片。
1、趕時間：領銜主演的明星通常身兼幾個片約，檔期有限，所以劇組人員就不眠不休的奮戰趕拍。
2、飛紙仔：導演開拍前只有故事大綱，開機後只能等編劇把當天要拍的劇本傳過來，當年程小東拍攝《倩女幽魂》、劉偉強拍《古惑仔》都要等徐克和文雋的「飛紙仔」。
3、第二組制度：由於香港武術指導的經驗豐富、十分專業，王晶這樣的導演經常只專注拍文戲，槍戰武打追逐撞車的場面交由動作指導全權負責，這樣，一部普通的商業片通常之用十幾天就能完成。如果是大製作，則會在武術指導這個組下面繼續啟用「子組」（第一組武指、第二甚至第三組武指）。說到香港電影的這種工業特徵的形成，要追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那時香港「新浪潮」風起雲涌，不少新銳製片公司紛紛冒起，打破了邵氏、嘉禾的壟斷地位，而邵氏經營多年的「東方好萊塢」片廠制度及風格亦由此逐漸沒落。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呈現「三魁報春、百花齊放」的興旺局面，從籌劃到攝制再到公映收成本，電影工業流程更呈現出香港獨有的迅速、機動、靈活、即興的特徵。這一特徵既為香港電影走向極盛奠定基礎，又為香港電影的迅速衰落埋下伏筆。若檢討香港電影衰落根源，創作過於即興投機當是禍因之一。昔日港片興盛時，是檔期等片的盛況：香港影人多是同時身兼數組戲，只管悶頭拍就是，完全不必擔心賠本。即興、靈活、迅速、投機的拍攝優勢亦成為了香港電影產量劇增、質量驟降的重要禍因。而如今不少影片即時早已排好也不能上映，需要耐心等待檔期、小心拍期，稍有不慎就可能有賠無賺。明星趕檔期、編劇飛紙仔的情況只出現在少數有票房號召力的明星影人身上，而香港電影的產量也逐年縮小，由當年的年產兩三百部，跌到2006年的年產三四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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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結合具體影片,談談你對當下香港電影和台灣電影的看法

個人覺得比大陸好
猛鬼佛跳牆，林正英的鬼片，劉德華的喜劇，部部都是經典

㈧ 對香港電影有什麼看法

香港電影在回歸後動盪較大，與香港的經濟一樣，有過冰封期。香港是個人才輩出的地方，可是畢竟就發展來說香港的市場有限，所以很多香港的電影人會到大陸取景，或與大陸的製作團隊合作，找大陸的演員。不過不僅僅是因為大陸的市場廣大，也是因為中國大陸的電影發展越來越趨於國際。而大陸的電影人也有合作的意願。文化上的沖擊不僅是素材，也是很好的噱頭。且與大陸電影人的合作還是非常好的資源共享。 大家不能因為可能最近香港沒有很出彩的電影而說香港的電影不好！最近金融危機對香港的影響是大陸同胞無法想像的，所以大家應該正面的對待香港及香港電影。

㈨ 請有這方面知識的朋友談談關於香港電影近些年來的發展以及相關信息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無理殘殺中國人民，中國各地紛紛罷工、罷課，以示抗議。同年6月，大陸的罷工熱潮擴展到香港。香港大罷工期間，每天都有商店倒閉，百業凋零，所有娛樂活動，包括電影放映一律停止。這個現象令剛萌芽的香港電影事業夭折。
1926年10月罷工結束，但香港電影事業仍然未能復甦起來，因為有實力的電影工作者都去了廣州或上海發展。雖然期間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員，但這都是有名無實，直至1929年末，仍沒有一部香港電影生產過。
1930年初，黎北海等創辦了香港影片公司，製作出創業作《左慈戲曹》，然後香港才陸陸續續再有電影製片公司的成立，香港電影事業才見起色，得以復甦。
1930年，香港的電影業隨著黎北海（黎民偉兄長）創建香港影片公司而開始復甦。不過，真正令香港電影業站穩住腳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偉的上海民新與其他幾間電影公司合並而成的「聯華影業公司」。 「聯華」可以說是為香港電影業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力，是戰前中國最大的電影廠之一。
為了培養人才，「聯華」在1931年4月開辦演員養成所，教授的課程包括編劇、導演、表演、攝影等，堪稱一間電影全科學校。它培訓了一批傑出的粵語片導演，如李鐵、黃岱等，對香港電影貢獻良多。
「聯華」香港分廠一向都是拍默片，雖然當時有聲電影興起，創辦人卻不敢冒險。於是，第一部粵語有聲片就由上海天一電影廠的湯曉丹執導拍成，就是《白金龍》。
有聲電影問世後，香港的電影公司紛紛拍攝有聲片。1934年「聯華」香港分廠解體，黎北海另創了香港第一家有聲電影製片廠「中華」，並導演了一部局部有聲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聲片《傻仔洞房》(1934)。
進入1935年，香港電影正式步進有聲時代。
從1935年開始，香港的粵語片產量每年遞增，從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過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熱潮的影響，香港生產了多部愛國電影，其中包括「大觀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線》。
1936年，社會教育片成了香港電影的主流。除了社教片之外，愛國片在同年增多了產量。當然，故事片在香港電影史上從來也並未受過忽略。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編導的《兒女債》。
1937年到1938年，由於「七七事變」的發生，香港抗日氣氛高昂，因此電影工作者也紛紛開拍抗日愛國片，頓時間，愛國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產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為愛國片。
1939年秋，受到歐洲國家的戰爭所影響，1940年的港產片產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電影業陷入低潮。大觀電影廠及其他電影設施被炸，大量的香港電影拷貝和底片也被燒毀或遺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殘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電影業處於完全停頓狀態，在這期間，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幾部由日本電影公司拍攝的紀錄片問世。
戰後初期，電影製片廠的數目較戰前為少，「大中華」是其中一個較有規模的，因為它擁有李麗華、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導演朱石麟和吳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華」生產了34部國語片和8部粵語片，可惜到了1949年，產量卻愈來愈少，被迫關門。
總括來說，日本入侵對香港電影業造成了很嚴重的破壞。香港電影經歷了四年的停產，才在1946年上映了戰後首部港產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電影界很多左派人士為了逃避國民黨的政治壓力，或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紛紛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國語電影業便愈來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達至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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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片
香港電影在二次大戰後迅速復興，而在1949年以後漸趨蓬勃，不無原因。1949年後大批中國大陸的電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經濟理由紛紛南下，在香港設電影廠，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攝國、粵語片，使香港成為南中國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電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馬電影勢力過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歐電影文化所帶來的沖擊，遂令香港電影邁向成熟的雛型。
五、六十年代是國、粵語片起飛的時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粵語片的盛產期。這段黃金時期粵語片有以下幾個主流：
1/ 粵劇戲曲片
據估計，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粵劇戲曲片問世，差不多每三部粵語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粵劇片，而在1958年更達到了高峰，這一年的160部電影中，粵劇佔了一半。
「舞台式」的粵劇片基本上製作費不高，電影技巧也不特別考究，因為大部份都沿用粵劇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節，其餘的排場做手都不嚴格。因此，這類戲曲大多被揶揄為「五日鮮」、「七日鮮」。當然其中也不乏製作認真，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不朽經典，如《帝女花》(1959)、《紫釵記》(1959)、《李後主》(1968)等。而戲曲片的演員亦有不少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劍輝、白雪仙、新馬師曾、薛覺先和林家聲等等。
至於粵劇戲曲片為何會在五十年代大受歡迎呢？這是因為戰後粵劇發展蓬勃，進棚看戲成為上流社會的消費享受。至於一般市民只好聽電台話劇或聽粵曲，有見及此，電影公司便把大量經典粵劇拍成電影，讓戲迷可以以低廉的戲票欣賞傳統的粵劇戲曲。
2/ 文藝片
這時期的文藝片背景多為民國或當代，講求戲劇結構，又或改編自中外文學、流行小說，或襲取好萊塢通俗劇的故事模式。而提到這類環繞家庭倫理、男女之愛的文藝片，就不得不提粵語片電影公司中的佼佼者 : 聯合電影有限公司「中聯」。
「中聯」創建於1952年，共生產了44部電影，出品了不少粵語片中的經典，如李鐵的《危樓春曉》(1953)、《天長地久》(1955)、楚原的《可憐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傳戶曉的作品。
「中聯」的21位精英，有見於影藝界充斥著粗製濫造之歪風，遂以認真的拍攝態度、主題健康的電影信念為大前提，創辦「中聯」以抗衡媚俗投機而質素低劣的「七日鮮」貨色。這批電影界精英包括導演李鐵、吳回和十三位著名演員:吳楚帆、張瑛、張活游、白燕、黃曼梨、紫羅蓮等等。
「中聯」電影每每針對香港社會種種問題，批判上流大亨的偽善丑惡，帶有濃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國電影的美學層次。大概是因為過分執著於傳統道德使命，「中聯」漸漸跟時代脫節。到1967年，它也隨著粵語片的息微而關閉，但其對香港電影的影響是絕不容忽視的。
3/ 古裝武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裝武俠片大多以民間熟悉的俠義神怪故事為骨幹，但武打場面並不講求真實感，發展至後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漸注重動作場面設計，大量加進了特技花款(如怪獸、怪人裝扮和模型特技)、曹達華和於素秋就演了不少這類古裝武俠片，如《如來神掌》系列。
4/ 喜鬧劇
這類電影大多以詼諧搞笑的喜劇演員掛帥，橋段不外乎「大鄉里出城」、「癩蛤蟆想食天鵝肉」之類的故事，如新馬師曾、鄧寄塵主演的「兩傻」系列。
以上各類型的粵語片雖然在電影美學角度上來說，藝術感略嫌粗糙，但論到能否帶給觀眾共鳴，則可謂綽綽有餘，難怪這段時期，粵語片的產量可觀，令粵劇片達至高峰期。
★國語片
事實上，從1967至1969年，粵語片的產量仍高於國語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況才開始扭轉。
國語片由低沉轉盛的轉折點，是五十年代中期「國際發行公司」與邵氏父子改組，分別成為「電影懋業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電懋」資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組後銳意在香港電影業大展拳腳。它們不但全力推動國語片，還建立完善的發行網來開拓海市場。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製作大量高質電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執導的《江山美人》、《不了情》，達到前所未有的以「十萬」為單位的票房成績。「邵氏」電影製作豪華瑰麗，粵語片中的「爛衫戲」可謂相形見絀，加上製作重質不重量，鮮有「七日鮮」的電影出現。
國語片的熱潮不獨使國內興起的黃梅調電影帶到香港並使之流行起來，更創作了新派武俠片，包括改編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俠作品：胡鵬導演的《射鵰英雄傳》(1959)。單在1963年，武俠片的產量已高達61部，而武俠片之中的代表作則是胡金銓的《龍門客棧》(1966)及張徹的《獨臂刀》(1967)。狄龍和王羽這些武打明星的出現，亦可視為七十年代李小龍冒起的前奏。
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國、粵語片的確並存，雖然兩者存在競爭，但本質上是相容的。可是，隨著國語片從1970年迅速發展，加上粵語片青黃不接，於70－71年間，國語片的產量多達116部，而粵語片只有22部；於71-72年間，國語片數量依然上升，反觀粵語片卻只剩一部，那是由鄧麗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後的數年，國語片一直領導著香港電影市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粵語片面對著國語片雄霸市場的威脅，但仍力求在戲種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順勢興起，並造就了兩位當時得令的年青人偶像-蕭芳芳和陳寶珠，電影界追捧偶像的熱潮可說是由她們而起。

[編輯本段]黃金歲月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轉折點，而香港電影也隨著電視的普及化，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至香港人心態的轉變而受到種種沖擊，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是趨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厲氣勢，「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電影業占著領導的地位，擁有「東南亞電影王國」的美譽，出品了大量國語武打片，大導演包括李翰祥、張徹及劉家良等等。他們都以熟悉的刀劍拳腳功夫片作依歸，電影世界裡都是強烈的陽剛味，其中張徹的電影更造就了偶像級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龍、傅聲等。1970年的《龍虎門》就是當年「邵氏」最賣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類古裝刀劍片的鋒芒其實以較在六十年代遜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龍的出現。
李小龍
原名：李振藩乳名：細鳳英文名：BruceLee
籍貫：中國廣東順德出生地點：美國舊金山(舊金山)
出生：1940-11-27終於：1973-7-20
(享年32歲)
李小龍配合著鄒文懷的「嘉禾電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吒一時。從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後兩年間拍攝的《精武門》及《猛龍過江》令李小龍進運國際影壇，創造出香港電影事業的神話。
1973年李小龍驟然暴瘁，令功夫片熱潮未能延續。而隨著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觀眾對遠離現實的功夫片漸漸失去興趣，反而對反映當時社會狀況，諷刺現實的電影加以青睞，這就解釋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為最賣座電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員，如鄭少秋、沈殿霞都是當時的電視藝員，而由於電視已成為當時的重要媒體，因此他們對觀眾來說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這部電影的成功，不但為以後的新電影類型作了開端，更令粵語片得到重新振興。
自此，很多電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風格，演員的演繹亦帶有嘻笑怒罵的味道。從電視跳到電影的許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中流砥柱。
由於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大家的主導閱讀方式是電視模式，很多粵語片的題材或靈感都是來自電視內容，如《阿福正傳》(1974)、《大鄉里》(1974)、《新啼笑姻緣》(1975)。許冠文、許冠傑兩兄弟也跳出了電視趣劇的框框，走上大銀幕，以其獨有的「笑話公式」拍攝了一系列非常賣座的喜劇 :《鬼馬雙星》(1974)、《半斤八兩》(1976)、《賣身契》(1978)等等。這些電影不但令喜劇在香港電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更促使了後來功夫喜劇的誕生。
1978年袁和平執導《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劇的地位，使其成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電影類型。功夫喜劇離開電視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設計及諧趣的雜耍風格吸引觀眾；可以說是揉合了傳統功夫片及許氏兄弟式的喜劇精粹。演員方面，成龍，洪金寶等也擺脫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貪玩的形象來親近觀眾。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種，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電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導演李翰祥從台灣返回香港東山再起，大拍風月綽頭及騙術奇觀電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騙術奇譚》，不但開始了他的電影生涯新的一頁，也象徵著七十年代香港電影意識的轉變-金錢至上、綽頭化的風格抬頭，這個影響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不過，1979年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出現卻為香港電影帶來了富神采而短暫的變奏。
新浪潮
1979年是香港電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開始。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投電影圈，他們包括徐克、許鞍華、章國明、譚家明、嚴浩、余允抗等等，他們本著對電影的熱誠，及年青人特有的創意和社會觸覺，拍出不少充滿個人色彩的電影作品，為香港電影打開嶄新的一頁。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瘋劫》(許鞍華執導)、《蝶變》(徐克執導)、《點指兵兵》(章國明執導)。其後這批或在外國學習電影，或在電視台「少林寺」出身的年青導演繼續拍攝了一部又一部風格化的電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邊人》(1982)、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1980)、譚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數十部作品，都很能表達這些導演對當時社會氣象的感覺及情懷。
雖然這些新導演全被以「新浪潮導演」之名，但事實上，他們每一位的作品都極富個人色彩，並沒有陷入香港電影類型化的傳統模式。許鞍華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銳；徐克有一股神經質的張力；方育平作風朴實，真實感濃厚；嚴浩浪盪於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間；譚家明走中產美學；章國明擅拍警匪片等等，這些特質都體驗到新浪潮電影的「作者論」美學。
「新浪潮」標志著香港電影與上一代中國本位粵語片的決裂。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往往背負著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創新；而「新浪潮」電影則帶有濃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強烈的本地感性；這跟導演們於香港成長、受西方教育很有關系。
此外，這時期的電影都棄用大明星，製作成本亦減至最低，跟後來的港產片標榜卡士明星，動輒千萬製作的營運模式可謂截然不同。
八十年代
香港的電影界從來都是以商業掛帥，新浪潮電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難免被淘汰的厄運。八十年代初，「新藝城影業公司」異軍突起，吸納大批當時嶄露頭角的導演：吳宇森、徐克、林嶺東、高志森等，炮製一部一部商業掛帥的電影，其中以喜劇為主。這些電影的共通點是以電視台集體創作的模式來度橋創作，充滿密集的笑料及動作，一切以迎合觀眾口味為依歸，代表作品有許氏兄弟的《最佳拍檔》系列及周潤發擔綱的《英雄本色》、《龍虎風雲》等。
除「新藝城」之外，八十年代叱吒一時的電影公司還有「德寶電影公司」。「德寶」成立於1984年，一方面拍喜劇(《雙龍》系列、《富貴逼人》、一方面也拍動作片《皇家師姐》系列、或者都市優皮小品路線 (《三人世界》、《單身貴族》)，務求達到片種多元化的要求。
至於「嘉禾電影公司」則繼續以成龍作頭牌，讓他從《師弟出馬》、《龍少爺》的功夫小子形像，漸漸成為《A計劃》中穩打穩扎的真正「打星」，而到了《警察故事》及《奇跡》，更是成龍的顛峰之作。
同樣是武師出身的「德寶」明星洪金寶卻憑《鬼打鬼》(1987) 開創了靈幻片的潮流，之後的《僵屍先生》系列也是走相近的風格。而他的另一系列片《奇謀妙計五福星》以至《運財五福星》也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績。
據統計，八十年代的十大賣座香港電影之中，「新藝城」佔了四部，「嘉禾」佔了五部，再加上多產量的「德寶」(1984至1989的五年間，拍制了47部電影)整個八十年代可稱為「三雄各據」的時期。
跟七十年代末興起的「新浪潮」相比，我們會發現到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由於太過側重劇情堆砌，明星包裝，因此電影類型單向化，更遑論什麼「作者論」了。有人認為這時期的電影造就明星、扼殺導演、編劇的創作，使香港電影走上窮途沒落，加上1989年「？事件」影響經濟、影帶市道發達等種種因素下，令八十年代末期的香港電影市道滑落。盡管如此，若不以電影質素或創意來衡量，單看票房成績及投資者的態度，說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屬飛黃騰達的時期實在不為過。
[編輯本段]艱難歲月
綜觀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基本上仍可稱之為百花齊放，我們不但有從八十年代順利跨向九十年代的新一代導演：張婉婷(《秋天的童話》)、王家衛(《旺角卡門》)、關錦鵬(《胭脂扣》)、陳嘉上(《小男人周記》)等等，還有九十年代的奇跡周星馳、劉德華以及幾個國際知名的名字：張曼玉、周潤發、李連傑、成龍等等。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相對於八十年代電影公司大灑金錢，演員一天九組戲的「好景」日子來說，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的確危機重重，陰霾滿布。
首先是九十年代初盛行武俠動作片，《黃飛鴻》和《東方不敗》）相繼掀起打風熱潮，一時間李連傑、林青霞成為賣埠保證。可是，依照香港電影的傳統，賣座的片種總有跟風者，而當跟風者眾、水準參差的時候，亦即該電影類型走向死亡之路。武俠動作片熱潮如是，賭片熱潮及後期的古惑仔系列也沒有例外。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港產片票房連續下挫，西片逐步抬頭。《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先在93年創下六千萬元票房佳績，98年的《鐵達尼號》(Titanic)）更以一億一千萬元攀上頂峰，這部映了195天的好萊塢A級大製作還佔了「本世紀百部賣座片」中的榜首位置，完全壓倒了在八十年代威風一時的「新藝城」作品《最佳拍擋》系列。
另一個令九十年代香港電影褪色的原因是「盜版」問題。八十年代錄影帶市場興起已經令電影收入大打折扣，到了1997年後，盜版VCD更為香港電影市道帶來了重擊。不少電影在午夜場或首映過後便出現盜版，海關和警方又互相推卸責任，直至近一、兩年，香港政府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海關逐漸加強掃盪，才使盜版VCD活動略為收斂。
香港人揮之不去的「九七問題」，也為香港電影業帶來負面影響。港人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電影界曾多次組團訪京，與港澳辦及電影局商討創作自由、版權問題等，亦促請大陸政府開放市場。九七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董建華先生首次在《施政報告》中提到香港電影，並撥出一億港元開發電影科技及接受資助申請，令香港電影人略為安慰，更把2000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搞得有聲有色。
值得可喜的是，香港電影人揚威國際，張曼玉、蕭芳芳、王家衛先後在柏林、康城等國際影展中獲獎，香港電影漸受國際影壇重視。可惜的是，這也導致影圈人才外流，吳宇森、唐季禮、袁和平、林嶺東等著名導演紛紛前往好萊塢發展，周潤發、成龍、李連傑及楊紫瓊等巨星級演員亦被好萊塢羅致。
有外流亦有「外援」加入，香港電影人在亞洲區尋找了不少新面孔，成績最突出的是在台灣一脫成名的舒淇，在香港成功轉型，由脫星變性格演技派，成績斐然。還有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香港掀起日本電視劇熱潮，連帶電影界亦多找了日本演員參與港產片，其中又以女星為主，包括《星月童話》、《東京攻略》和《阿虎》，當然亦少不得成龍電影里插科打諢的一眾日本美女。
九十年代的賣座保證是「雙周一成」(周潤發、周星馳及成龍)，周星馳獨有的「無厘頭」喜劇深得民心，有人認為他的「無厘頭」文化和"XX"後港人逃避現實的心態相通，他的作品如《逃學威龍》、《唐伯虎點秋香》、《食神》等等都是九十年代的喜劇經典。近年，周星馳明顯減產，一邊休養生息，一邊走上幕後之路。
周潤發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憑《英雄本色》肯定他在香港影壇至尊無上的地位，之後拍了一連串英雄片、動作片，雖偶有票房失利，但基本上依然甚有觀眾緣。近年進軍好萊塢，除拍一貫的動作片(如《血仍未冷》) ，還嘗試拍如《安娜與國王》這類文藝片，似乎仍未有打算回歸拍港產片之意。
至於成龍則大致維持一年一部大製作，票房上依然不俗(但相對於八十年代的成績，近年成龍作品已不算大賣)，惜在電影風格上難求突破。
導演方面，「雙王」王晶和王家衛可謂雙映成趣，一個擅拍商業味道極重的電影，更被揶揄為「屎尿屁」導演；一個專挑大明星合並，產量少、藝術味濃，往往得到國際影展的垂青，兩人電影風格回異，但在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另外，新浪潮創將之一杜琪峰近年頗受矚目，作品叫好又叫座，愈來愈有個人風格。還有憑《香港製造》打出名堂的陳果亦成功地從獨立電影導演變為香港主流電影導演之一。
科幻特技也順著世界性的大趨勢融入香港電影之中，《風雲之雄霸天下》與《中華英雄》是其中成功的例子，而動作片《特警新人類》及《紫雨風暴》、《藍血人》更特別邀請外國特技效果專家設計爆炸場面，令觀眾嘆為觀止。
總括來說，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雖然較諸於八十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創作意念及電影製作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些小成本製作的獨立電影如《過海隧道》、《天上人間》等亦有公映的機會，加上數碼電影的冒起，而劇本創作亦得到應有的重視。相信踏入新紀元，香港電影將會追求更高的質素，並帶領整個亞洲區的電影業邁向國際影壇。